威廉二世及其核心战略圈，尤其是总参谋部中的东方事务专家如马克斯·冯·奥本海姆，深刻地认识到，与奥斯曼帝国的结盟，其价值远不止于军事协同和地理战略位势。奥斯曼苏丹所拥有的哈里发头衔—— Sunni 伊斯兰世界理论上的最高宗教与政治领袖——是一座潜藏的巨大精神宝库。在总体战的背景下，德国决定挖掘这一宝库，试图将这场本质上源于欧洲列强争霸的冲突，巧妙地包装并升华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宗教-意识形态圣战，旨在从内部引爆其对手的殖民帝国。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决策和战略的形成往往早于人们的预期。就像柏林所做出的那个决定——将“吉哈德”武器化，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背后，其实隐藏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量。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德皇威廉二世就在1898年大马士革的宣言中，自称为“三亿穆斯林忠实的朋友”。这一宣言不仅是一种地缘政治的算计，更是为未来进行意识形态动员埋下了伏笔。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扩张的阶段，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盟友和支持，而穆斯林世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然而，当战争真正爆发时，德国发现自己面临着东西两线夹击的噩梦。在这种情况下，将“吉哈德”武器化的构想迅速从理论变为一项紧迫的国家战略。德国意识到，通过煽动穆斯林的宗教热情，可以在敌人的后方制造混乱和动荡，从而减轻自己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
这个决定并非轻率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德国的决策者们深知“吉哈德”对于穆斯林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明白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和勇气。通过将“吉哈德”与德国的战争目标相结合，他们希望能够在穆斯林世界中引发一场广泛的反抗运动，对敌人造成巨大的打击。
· 奥本海姆的备忘录： 1914年8月，杰出的东方学家、外交官兼间谍马克斯·冯·奥本海姆向德皇和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影响深远的长篇备忘录。他在文中详尽论述了发动一场伊斯兰“圣战”的可行性与巨大潜力。他分析认为，英属印度（数千万穆斯林）、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埃及以及俄属高加索与中亚的穆斯林人口，是其殖民统治体系中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旦这些地区因宗教号召而陷入动荡，将迫使英、法、俄分散大量兵力维持内部秩序，从而极大缓解德国面临的压力。
· 最高决策： 这一充满诱惑力的前景深深打动了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小毛奇。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任何可能打破僵局的武器都值得一试。于是，一项由德国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战略指导，由奥斯曼哈里发充当“面孔”的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势，在柏林被正式确定下来。其核心目标明确而残酷：利用宗教情感，在协约国的殖民后院点燃叛乱的烽火。
第二节：君士坦丁堡的宣言——哈里发的声音与德国的影子
要将柏林的蓝图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说服奥斯曼帝国动用其最高的宗教权威。这项工作在君士坦丁堡紧锣密鼓地展开。
· 德奥的合谋： 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等青年土耳其党激进派本身就怀有泛伊斯兰主义理想，与德国的战略不谋而合。然而，苏丹穆罕默德五世（Mehmed V）和部分较为谨慎的大臣起初有所犹豫，担心此举会激化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并招致更残酷的报复。在德国方面持续的外交压力、资金承诺（德国为此提供了巨额专项贷款）以及恩维尔等人的内部推动下，奥斯曼宫廷最终被说服。
· 盛大的仪式： 1914年11月14日，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历史性时刻到来了。在君士坦丁堡的法提赫清真寺，一场极其隆重的宗教仪式举行。年迈的苏丹-哈里发穆罕默德五世，在帝国最高级的文武官员、宗教领袖（乌理玛）和外国使节面前，正式宣读了“吉哈德”敕令（Fetva-i ?erife）。
· 敕令的内容与针对性： 这份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发布的文件，措辞严厉而富有煽动性。它宣布对协约国——特别是统治着大量穆斯林人口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发动“圣战”。它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无论身处何地，都有宗教义务起身反抗这些“压迫者”和“伊斯兰的敌人”，并为他们描绘了为信仰殉道将获得的天堂奖赏。为了增强效力，德国的宣传专家们协助将敕令翻译成多种语言（如乌尔都语、波斯语、鞑靼语），并设计了易于传播的版本。
然而，在这幅充满宗教狂热的画面背后，无处不在的是德国的影子：仪式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柏林；传播敕令的通讯社和电台由德国技术人员操控；甚至起草文件的奥斯曼宗教人士，也受到了来自德国和青年土耳其党方面的“强烈建议”。这是一场由德国编剧、奥斯曼主演的宏大政治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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