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但不会成为日本掠夺财富的根据地，反而会成为他们不断失血的负担，他们不舍得放弃城市，而每一次来农村掠夺，都要付出伤亡和巨大的代价。
长此以往，日本人必然失血越来越多，他们以战养战的计划也不可能实施，侵略就成了一个亏本买卖。
时间长了，他们自然没有能力占领中国，我们早晚会赶走甚至彻底消灭他们。”
课堂上的学生，除了农村出身的村委会干部和基层班排长之外，杨校长及他带来的学生，很多没有农村一线劳作经验，这是他们第1次听到一个人从农村的角度讲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抗战的局势。
又有学生举手问答：
“农民已经很苦了，很多农民一年四季都吃不了几顿饱饭，交的租子都达到了6成以上，即便根据地占领了农村，老百姓又能拿出来多少粮食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你叫什么名字？”王大志惊喜的询问。
这个皮肤明比其他同学显黑的学生回答：
“我叫刘洋，是秦校长的学生。”
“你怎么关注到农民的收成和租子问题的呢？”
“我家种地，也一直做着小买卖，也有收粮食的生意，我跟着父亲和二叔在多地收购过粮食，所以知道农民的产出。”
“刘洋同学说的非常好，我们是农业国，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
所以，农民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根据地的发展，乃至于抗战胜利的关键。
但是，我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中国有4亿农民，但是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耕种生产了所有的粮食，却连饭都吃不饱。
这其中，除了我们是农业国，没有足够的化肥农药之外，关键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租子实在是太高了。
以平县的地主为例，平县的地主普遍要收租在收成的六成左右，少的也不会低于5成，南方土地肥沃，收成更多一些，而且能种两季甚至三季稻，地主收租的收的就更夸张了，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七八成。
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辛辛苦苦汗珠子摔成八瓣，收获的粮食大头却被地主拿走了，剩下的少量粮食当然不够农民和家人食用。
所以，中国祖祖辈辈的农民，其实一直在饿着肚子。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根据地发展需要收粮食收税，供应政府的运转，战士们打仗。政府要收粮，农民却要饿着肚子，那么，大部分粮食去哪儿了？
没错，正是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大部分粮食被地主收走了。
所以，我们的组织发出了“农民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倡议。这也是我们根据地会实施的土地政策。
“减租，要减多少呢？”
有下面的学员问。
这显然跟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王大志接着回答：
“如今正值第2次合作期间，减租减息的政策是原则上需按照战前的原租额减低25%。
与此同时，对于老百姓最为困苦的高利贷，也需要年息降至一分半以下。”
王大志还进一步解释道：
“25减息并不是我们刚提出的新政策，其实早在第1次合作期间，1926年，就提出了“减轻佃农田赋25%，禁止重利盘剥”的政策。
这种减租减息极大的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北伐因此获得了农民的普遍欢迎和拥护。
此时是第2次合作期间，民族危亡更为严重，所以，我们要重新拿起减租减息，为群众减轻负担。
如今，普通农民，尤其是雇农的生活有多惨都是有目共睹的，平常都吃不饱饭，全家可能连每个人连一身衣裳都没有。
我就见过不少家庭，全家只有一身衣裳，谁出去干活办事谁穿，其他人只能在家里待着，不能出门。
所以，现在农村的最大问题是，粮食产出本来就不多，地主还拿走了大头，剩下的一点粮食只能维持农民的基本生存。一旦碰到了天灾人祸，农民直接破产沦为流民，甚至饿死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在抵御日寇的抗战之中，我们要团结大多数人，不能一边少部分人吃香喝辣，一边大多数人去吃糠咽菜甚至饿死。”
王大志的这番话，引起了不少人的深思，尤其是王汉民等农民出身的人更是脸色涨红，显然十分赞同王大志的说法。
即便是地主出身的同学，也没有露出多少不满的神色，反而陷入了深思。
这倒也不奇怪，能够参加抗日活动的进步学生，本来就不少家境优良的，这些人并没有困于本身的阶层，反而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因此，能够更客观理性的面对减租减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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