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祯五年二月，河套，将军府。
漠北的硝烟与西域的寒霜似乎还残留在记忆的褶皱里，但河套大地已然迸发出远比严冬更炽热的活力。
沈川的归来，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相对而言）的湖面，瞬间激起了层层推进的波澜，其核心治区的战争机器与社会改造，以惊人的效率全速运转起来。
漠北之战阵亡一万一千余人的惨痛数字，曾是压在沈川心头最沉重的石头。
然而，当他回到河套，目睹了那份由阵亡将士鲜血浇灌出的、堪称恐怖的民间动员力时，那份沉重中又掺杂了难以言喻的震撼与信心。
根本无需强征，甚至无需过多宣传。
阵亡将士的家庭得到了朝廷的厚恤和永久的免赋优待，伤兵残卒得到了妥善安置和终身供养，在此刻显示了它强大的人心凝聚力。
“参军光荣，战死优抚”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切实实写在田契、银钱和官家承诺上的保障。
于是，当各卫所、屯堡贴出补充兵员的告示时，前来应募的青壮几乎踏破了门槛。
他们中有阵亡将士的兄弟子侄，怀着复仇与继承荣誉的信念。
有亲眼见过汉军凯旋、心中燃起热血与功名渴望的良家子。
更有大量在河套新政下分得土地、安居乐业，真心实意想要保卫这份来之不易生活的屯户子弟。
原有的两万多辅助兵员中，经过严格筛选，身体素质与战斗意志上佳者，迅速补充进遭受损失的各主力营，填补空缺的战位。
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河套汉军正兵规模，不仅完全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甚至略有超出，稳稳维持在四万之数，且兵员质量、战斗意志普遍高于战前。
这四万人，是真正见过血或经过严格训练、装备相对精良的核心野战力量。
此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卫所屯兵、地方守备部队作为预备役和稳定后方的基石。
民政方面的进展，同样迅速。
王文辉与周静，这两位沈川倚重的民政干才，在这段沈川专注于军事和外交的时间窗口里，将河套的吸纳与消化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来自陕甘、山西、乃至河南等地的流民，如同被磁石吸引的铁屑，源源不断涌入相对安定、且有田可垦、有工可做的河套地区。
“国公爷，自去岁秋收到今年正月，我与周静共主持收容、编户安置流民二十四万三千余人。
”王文辉在向沈川汇报时，尽管语气力求平静，但眼中那抹成就感的亮光是掩不住的。
“均已按保甲、屯堡、农社三级体制妥善安置，
今春雪融，即可展开大规模垦荒，河套可耕之地尚富余，
引黄灌溉诸渠亦在扩展，预计年内新垦田亩不下百万亩，
此外，工坊、矿场、道路修筑，亦吸纳了大量丁壮。”
二十多万人！这几乎是一个中等府州的人口。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输入，没有引发骚乱或粮食危机。
反而迅速转化为劳动力和潜在的兵源、税基。
这背后是河套两年多来建立相对高效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粮食储备体系、基层管理网络以及初步发展的手工业商业在支撑。
周静提出的各种等策略得到了有力执行。
更令沈川振奋的是周静的远见。在汇报完流民安置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女吏（虽无正式官职，但实际掌管大量民政）提出了更具战略性的建议：
“国公爷，漠北已定，然地广人稀，若仅满足于羁縻，恐日久生变，或为他族所乘，
我以为，当趁此大胜之威，朝廷关注之机，尽早着手经营漠北，
仿河套旧例，择水草丰美、地势紧要之处，修筑戍堡，移民实边，推广屯垦牧养，渐次教化归附部落，
如此，漠北方为我大汉真正之北屏，而非暂驻之军营。”
这与沈川的想法不谋而合。
漠北那片用上万将士生命换来的土地，绝不能只停留在军事占领和名义归属上。
必须将其建设起来，变成能够自我维持、提供战略纵深和资源的牢固基地。
“周静所言甚是。”沈川当即拍板，“经营漠北，事不宜迟，文辉，此事由你全权负责统筹，
抽调得力官吏、工匠，拟定方略，所需钱粮、物料、人力，优先调配，
首要在于交通，修复并延伸自河套通往漠北各要地的驿道，
其次择地筑城，首选斡难河、胪朐河（克鲁伦河）流域，
移民可先从河套现有屯户中招募志愿北上者，给予加倍田亩、免税等优厚条件，
对漠北诸部，继续推行羁縻编户，首领授官，互市惠之之策。”
王文辉肃然领命。
他知道，这将是一项不亚于当初经营河套的宏大工程，但也是奠定北疆百年基业的必需之举。
将民政与长远经营的重担交付给王文辉等人后，沈川得以集中精力应对迫在眉睫的挑战。
夏季（实际是夏秋之交）对西伯利亚的联合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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