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秋，北方的凉意浸进了市人社局的办事大厅。王秀兰揣着户口本、退休证，在排成长龙的队伍里挪着步子，鼻尖萦绕着纸张的霉味和消毒水的气息。大厅里人来人往，叫号声、抱怨声、打印机的嗡鸣混在一起，磨得人耐心尽失——她这退休金的收尾手续，已经来来回回跑了三趟，每次都卡在“缺材料”“等签字”的环节，这次好不容易凑齐了所有证明，却还是被卡在了盖章的步骤，办事员说“负责盖章的主任去开个短会，二十分钟就回”，结果这“二十分钟”，硬生生拖成了两个小时。
“秀兰？真是你啊！”身后传来一声熟稔的招呼，王秀兰回头，看见张桂芬拎着布包挤过来，脸上堆着褶子笑，“好些年没见了，你也来办退休手续？”张桂芬是王秀兰年轻时在国营针织厂的同事，两人当年都在纺纱车间，后来工厂改制，便断了联系。
他乡遇故知，烦闷的等待也多了几分滋味。没多久，又有两个老同事凑了过来——李淑敏和老周，都是纺纱车间的旧人，如今也到了退休年纪，各自抱着一堆材料，在大厅角落的长椅上坐成一排，打开了话匣子。
“还记得不？咱厂当年多红火，纺纱车间的机器24小时转，夜里加班，食堂还管热乎饺子。”老周抽着烟，烟雾缭绕里，眼神飘向了远方，“可惜啊，后来改制，说散就散了，好多老同事都断了联系。”
“可不是嘛，”李淑敏叹了口气，声音压得低了些，“说起来，当年车间里的陈慧，你们还有印象不？就是那个长得白净，爱穿碎花衬衫的姑娘，比咱们小几岁，后来……出工伤没的那个。”
王秀兰的心猛地一沉。陈慧这个名字，像一块压在记忆深处的石头，沉甸甸的。她当然记得，陈慧和她一个班组，人性格温和，手也巧，纺纱接线头又快又好，还总爱给姐妹们带自家蒸的糖包。1998年夏天，陈慧出事的消息传来时，整个车间都懵了——说是车间里的天车钢丝绳突然断裂，吊着重物砸下来，顺带扯断了头顶的高压线，陈慧正好在底下操作，头被电线割断，当场就没了气。
“记得，怎么不记得。”王秀兰的声音有些发涩，“当时厂里说是工伤，给了家属一笔抚恤金，还开了追悼会。我记得她丈夫赵建国，哭得直不起腰，那时候他们孩子才三岁，可怜得很。”
“工伤是真的，但这里头啊，还有个没对外说的邪门事儿。”张桂芬突然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眼神里透着一股诡异，“这事是陈慧的妹妹陈娟后来跟我说的，是赵建国亲口告诉她的，听得我好几天不敢照镜子。”
这话一出口，李淑敏和老周都屏住了呼吸，王秀兰也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办事大厅的嘈杂似乎被隔绝在外，只有张桂芬的声音，带着一丝寒意，慢慢铺展开来。
张桂芬说，陈慧出事前一个月，就开始遇到怪事了。陈慧家住在工厂分配的老宿舍楼里，两室一厅，家具都是结婚时单位发的，其中有一面嵌在衣柜门上的穿衣镜，是赵建国特意托人从外地买回来的，据说是个老物件。
那天晚上，陈慧洗完澡，穿着睡衣坐在梳妆台前吹头发，眼角余光瞥见衣柜门上的穿衣镜，心里突然咯噔一下——镜子里的自己，脖子以上是空的，光秃秃的肩膀顶着空气，没有头。
“一开始，陈慧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张桂芬的声音压得更低，“毕竟刚洗完澡，水汽重，镜子可能起雾了。她揉了揉眼睛，再看，镜子里的人影还是没有头，清晰得很，连她睡衣领口的碎花图案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少了脑袋。”
陈慧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吹风机“啪”地掉在地上，插头都摔松了。她尖叫着跑到客厅，赵建国正在看电视，被她吓了一跳：“怎么了？叫什么叫？”
“建国，你快看！镜子里……镜子里我没有头！”陈慧拉着赵建国的手，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想把他拽到衣柜前。
赵建国以为她是故意逗自己玩，或者是累糊涂了，笑着拍了拍她的手：“别瞎说，大晚上的吓唬人。镜子里怎么会没头？你是不是没睡醒？”他挣脱开陈慧的手，又坐回沙发上看电视，压根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陈慧急得快哭了，可赵建国就是不信，她自己也不敢再去看那面镜子，只能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回房睡觉。那一夜，她翻来覆去没合眼，总觉得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像是有人在吹气。
接下来的几天，陈慧再也不敢靠近衣柜的穿衣镜。可越是躲避，心里越不安。有天中午，赵建国不在家，孩子也被送到了幼儿园，陈慧壮着胆子，悄悄走到衣柜前，掀开挡在镜子上的衣服一角——镜子里的她，依旧没有头。
这次，她看得更清楚了。镜子里的无头人影，姿势和她一模一样，甚至能看到她因为害怕而微微颤抖的肩膀。陈慧再也忍不住，崩溃地哭了起来，她找了一块厚重的蓝布床单，死死地蒙在穿衣镜上，用绳子捆了好几圈，像是怕里面的东西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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