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把手机放回腿上,车里安静下来。他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打开电脑,重新调出那份安全事故清单。屏幕上三起事故被标成红色,旁边备注了家属的联系方式和孩子上学的学校名称。他盯着看了很久,手指在触控板上滑动,把每一条信息又核对了一遍。
他知道这些名字背后不是数据,是活生生的人。一个父亲从脚手架上掉下去,家里没了收入,孩子差点辍学;另一个工人摔死后,妻子一个人打两份工供女儿读高中。他们没人说话,也没人替他们问一句为什么。
他合上电脑,抬头看窗外。路灯还亮着,地面湿漉漉的,映着零星的光。大楼里的灯大多熄了,只有省公安厅办公楼的一层还有几间屋子亮着。他推开车门,走了进去。
值班的民警看见他,点头打了招呼。他没多说,径直上了楼,回到办公室。刚坐下,桌上的座机响了。
“陈厅,楼下有位祁同伟同志要见您。他说您会让他上来。”
陈东顿了一下,“让他上来。”
不到两分钟,门被敲了三下。
“进来。”
门开了。祁同伟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夹克,领子有点磨边。他手里抱着一个牛皮纸袋,脸色发白,眼窝深陷,像是几天没睡好。但他站得直,目光落在陈东脸上,没有躲闪。
陈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祁同伟没动。他把手里的袋子放在桌上,双手按住边缘,声音低但清楚:“我带来了赵瑞龙境外资金流转的完整账本复印件。一共七十二页,涉及六家空壳公司,三条洗钱路径,其中两条经过离岸账户转到了海外地产项目。”
陈东没急着翻。他看着祁同伟。
“你确定要交这个?”
“我确定。”祁同伟点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他们那边的人了。”
陈东慢慢伸手,打开档案袋,一页页翻看。字迹清晰,银行流水编号完整,转账时间、金额、对方账户都有记录。这不是拼凑的材料,是系统性整理过的证据。
“你是怎么拿到的?”
“我参与过一次资金调度。”祁同伟说,“当时是高育良授意,让我配合赵瑞龙处理一笔紧急转移。我留了副本。这些年一直藏在家里保险柜。我不敢用,也不敢毁,就一直压着。”
“现在为什么拿出来?”
祁同伟低头,手指捏紧了衣角。过了几秒,他抬头,“昨天我看了发布会的录像。那个记者问的问题,关于三个死掉的工人……我查了他们的资料。其中一个叫李大柱,老家在金州,老婆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镇上的一间平房里。大女儿今年考上职高,学费还是借的。他们到现在没拿到全额赔偿,也没人给他们一个说法。”
他停了一下,声音变轻,“我想起我自己。二十年前,我也姓祁,也穷,也想靠努力往上走。我在缉毒队的时候,不怕死,也不怕苦。有一次任务失败,战友牺牲了,我跪在地上背他回来。那时候我觉得,只要我还活着,就得对得起穿这身警服的人。”
陈东听着,没打断。
“后来我变了。我求权,求稳,求能护住家人。我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我现在明白,我不是在保护谁,我是在害人。那些工人不是数字,他们是跟我当年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死了,连个名分都没有。”
他的声音开始抖,“我不想再错下去了。我要找回曾经的自己。”
说完这句话,他整个人松了下来,肩膀塌了一点,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陈东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他伸出手,握住祁同伟的手腕。那只手冰凉,还在微微发颤。
“你不是在背叛谁,”陈东说,“你是在赎回自己。”
祁同伟的眼眶红了。他没低头,也没躲开视线。
“我会出庭作证。”他说,“我可以指认高育良下达过压案指令,也可以说明赵瑞龙如何通过企业行贿打通多个部门。我知道他们会反扑,也知道我的家人可能会受影响。但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连我都沉默,那这个世上就没人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了。”
陈东点头,“你的安全我们会保障。程序上,我们会安排你作为关键证人进入司法流程。现在这份材料,我会立即加密上传到纪检系统,并同步给最高检专案组。”
祁同伟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我家保险柜里还有原始凭证和录音备份。密码是六位数,0。这是我进缉毒队那天的日期。”
陈东收下钥匙,没再说多余的话。
两人坐在办公室里,开始逐条梳理证据链。陈东打开笔记本,把每一笔资金流向录入系统,标注关联人物和时间节点。祁同伟在一旁补充细节,语气越来越稳,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凌晨两点十七分,文件整理完毕。陈东按下发送键,屏幕上跳出“传输成功”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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