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褪色的收条与未凉的初心
赵桐权坐在审判席上，指尖轻轻叩击着桌面。原告席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用布满皱纹的手摩挲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包里是一沓泛黄的收条，最上面一张用毛笔写着：“今收到张桂兰交来互助金叁佰元，用于村小学修教室。1996年5月12日。”落款处是模糊的“村委会”印章，和一个歪歪扭扭的“李”字。
“被告，”赵桐权看向被告席上的中年男人，他是当年的村会计李保国，如今已是镇上的小企业主，“张老太说你当年代收了这笔互助金，却未入账，导致村小学漏修，这笔钱去哪了？”
李保国往后靠了靠，双手抱胸，嘴角撇出一丝不屑：“法官同志，这收条是假的吧？1996年我才二十出头，哪管得了村委会的账？再说了，叁佰块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真有这事，早就闹翻天了，怎么可能现在才提？”
张老太听到这话，手开始发抖，蓝布包差点掉在地上：“你胡说！这收条是你亲手写的！当年你说‘桂兰婶，这钱我先替村里收着，过两天就交上去’，我还特意让你盖了村委会的章呢！”
“章？”李保国冷笑一声，“这章模糊成这样，谁知道是不是随便刻的？我看是有人想讹钱吧？”
赵桐权翻开卷宗，里面夹着一份泛黄的村志，他指着其中一页：“根据1996年的村志记载，当年5月确实有‘修缮村小学’的记录，但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半，教室漏雨问题直到2003年才解决。这与张老太说的‘钱被挪用导致漏修’能对上。”
李保国眼神闪烁了一下：“那也不能证明是我拿了钱啊！当年的会计是我爹，我就是个帮忙跑腿的，说不定是我爹收的呢？”
“你爹李根生在2001年去世前，留下过一本工作笔记，”赵桐权拿出笔记复印件，“上面写着‘5月12日，保国代收张桂兰互助金叁佰元，嘱其交公账，至今未交’。这笔记经鉴定，确是你父亲的笔迹。”
李保国的脸瞬间涨红，却还嘴硬：“我爹老糊涂了记错了！他那年头总忘事！”
“是吗？”赵桐权又拿出一份证据，“这是你1997年的入党申请书，里面写着‘曾协助村委会处理财务工作，恪尽职守’——既然协助过财务，怎么会不记得代收巨款的事？”
张老太这时突然想起什么，颤巍巍地从蓝布包里又掏出一张小纸条：“这是……这是当年你给我写的‘保管条’，说‘钱暂时放我这，放心’，下面还有你的小名叫‘保子’，是你画的小老虎！”
纸条上果然有个歪歪扭扭的老虎简笔画，旁边是“保子”两个字，笔迹和李保国入党申请书上的签名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李保国的额头开始冒汗，他掏出手帕擦了擦：“这……这是小孩子涂鸦，不算数的！”
“不算数？”赵桐权提高了声音，“那这份呢？”他调出一份银行流水，“1996年6月3日，你的个人账户里多了一笔叁佰元的存款，来源是现金存入，时间正好在代收款项之后。当年你的工资才一百多块一个月，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
李保国的手抖了起来，说话也开始结巴：“那……那是我打工赚的！对，是我去镇上帮人卸货赚的！”
“镇上搬运队的记录显示，你1996年5月到6月根本没去打工，因为你摔断了腿，在家养伤。”赵桐权拿出医院的诊断证明，“这份病历是你当年在镇医院的存档，上面写着‘右小腿骨折，建议休养两个月’，时间正好对得上。”
旁听席上开始响起议论声，几个当年的村民站起来作证：“对！当年保国摔断腿了，怎么可能去打工！”“我记得张老太当年确实捐了钱，还跟我们说要给娃们修教室呢！”
张老太听到这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我那钱是攒了三年的鸡蛋钱，每次赶集都提着篮子去卖，好不容易凑够叁佰……就想让娃们能在不漏雨的教室里上课……”
李保国的脸一阵青一阵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赵桐权看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沉重：“1996年的叁佰元，能买一千多个鸡蛋，能给教室换三十多块玻璃，能让二十个孩子用上新课本。你因为一时贪念，让孩子们多淋了七年的雨，让老人的心血打了水漂，值得吗？”
这句话像重锤一样砸在李保国心上，他突然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我……我错了……当年我赌钱输了，就想着先挪用一下，以后再还……后来日子过好了，就把这事忘了……我对不起桂兰婶，对不起村里的娃……”
“忘？”张老太抹了把泪，声音哽咽，“你忘了，可教室漏雨的声音，我每次路过都能听见；娃们抱着作业本往桌角躲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
赵桐权敲下法槌：“判决如下：被告李保国于十日内返还张桂兰互助金叁佰元，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另需向村小学支付修缮补偿款五千元，用于改善教学设施。”
李保国抬起头，通红的眼睛看着张老太：“桂兰婶，我明天就把钱送过去，再亲自去给教室换玻璃，您……您能原谅我不？”
张老太没说话，只是把蓝布包抱得更紧了。阳光透过法庭的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些褪色的收条上，仿佛给陈旧的字迹镀上了一层金边。赵桐权看着这一幕，想起自己重生后见过的许多案子，发现最打动人的从不是复杂的法律条文，而是普通人心里那份没被岁月磨掉的初心——就像张老太攒鸡蛋时的执着，就像她记得娃们躲雨的模样，就像收条上那句简单的“用于村小学修教室”。
庭审结束后，李保国扶着张老太走出法院，背影有些佝偻。赵桐权站在台阶上，看着他们远去的方向，手里捏着那份褪色的收条复印件。上面的字迹虽然模糊，但“互助金”三个字，却像一颗种子，在当年种下，历经二十多年风雨，终于在今天开出了正义的花。
他翻开下一本卷宗，里面夹着一张1988年的欠条，欠款人是“王大力”，字迹潦草却有力。赵桐权笑了笑，提笔在卷宗上写下：“每一份旧票据里，都藏着一个等待被看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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