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的冬天特别冷。
十二月刚到，北京就迎来了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推开窗，整个世界都白了。屋顶上、树梢上、地面上，厚厚的一层积雪，在晨光中泛着晶莹的光芒。什刹海早在十一月下旬就结了冰，如今冰层更厚了，足有半尺多深，踩上去咚咚响，结实得能走人。
高寒从北大下课回来，推着自行车走在湖边。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大衣，领口竖起来，遮住半边脸，头上裹着一条驼色的毛线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呼出的热气在眼前凝成一团白雾，很快又被寒风吹散。手套是去年在百货大楼买的，棉的，厚实，但指尖还是有些冻僵了。她时不时松开一只手，放到嘴边哈一口气，搓一搓，再重新握回车把。
冰面上热闹得很。
几个年轻人穿着冰鞋在冰上飞驰，身姿矫健，做出各种花样动作，引来一阵阵喝彩。有人在冰面上凿了个洞，支起小马扎，坐在那里钓鱼，缩着脖子，一动不动，鱼漂在洞口的水面上轻轻颤动。还有大人推着冰车，车上坐着裹得像粽子一样的孩子，咯咯地笑着，笑声在寒冷的空气中传出很远很远。
高寒停下来，一只脚撑在地上，看着冰面上那些欢快的身影。
她想起小时候在上海，冬天很少有这么冷的时候。偶尔结冰，也是薄薄的一层，透明得像玻璃纸，用手指轻轻一碰就碎了。那时候她站在孤儿院的院子里，看着水池里那层薄冰，想踩又不敢踩，怕掉下去。院长妈妈在后面喊她：“高寒，进来吧，外头冷。”她应了一声，但还是站在那里，盯着那层薄冰看了很久。
现在不怕了。冰厚了，结实了，能站人了。
人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薄，一碰就碎。经历过风霜雨雪，一层一层地叠加，慢慢就厚了，硬了，什么都能扛住了。
她看了一会儿，正准备继续往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喊她。
“高老师！高老师！”
她循声望去，看到一个穿着蓝色棉袄的中年男人在冰面上朝她招手，是住在同一条街上的老赵，经常在什刹海钓鱼。
“老赵，这么冷的天还钓呢？”高寒笑着打招呼。
“闲着也是闲着！”老赵搓了搓手，哈出一口白气，“今儿运气不错，钓了两条鲫鱼，个头不小！高老师，要不拿一条回去炖汤喝？”
“不用了，您留着吧。”高寒摆摆手，“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那行，改天钓着大的给您送去！”老赵爽朗地笑了笑，又坐回他的小马扎上，继续盯着那个冰洞。
高寒推着车继续往前走。快到宿舍楼下时，她看到一个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从对面过来，在她面前停下。
“高寒同志，有您的信。”邮递员从邮包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她，又蹬上自行车走了。
高寒接过信，低头一看，信封是日式的，白色，右上角贴着一张雪景图案的邮票，盖着镰仓的邮戳。字迹颤抖，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
她把信揣进口袋里，锁好自行车，上了楼。
楼道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墙壁冰凉，扶手冰凉，连脚下的木质楼梯都透着一股寒气。她快步上了三楼，掏出钥匙开门，进屋后赶紧把门关上，将寒气挡在外面。
屋子里还是有些冷。炉子灭了，她走的时候忘了添煤。她放下包，先去把炉子重新生起来。废纸、木柴、煤块，一层一层码好，划燃火柴，火苗舔舐着纸张，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不一会儿，炉膛里窜起橘红色的火焰，暖意开始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她脱下棉大衣，挂在门后的钩子上，又解下围巾，叠好放在椅子上。然后她走到桌前，坐下来，拿出那封信，拆开。
里面是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印着圆觉寺的山门，古色古香的木质建筑，在白雪的覆盖下显得格外宁静。门前的石阶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雪，白白的，软软的，像是铺了一层棉花。屋檐下挂着几根冰凌，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着光。
她翻过明信片，看背面的字：
“高寒小姐：
镰仓下雪了，很大。寺庙里的海棠树光秃秃的，枝干上挂着雪，毛茸茸的，像老人的眉毛。酒井小姐的墓前也积了雪，我没有扫，让它积着。
雪化了，春天就来了。
土肥原玲子”
高寒把明信片看了两遍，手指轻轻摩挲着纸面。她仿佛能看到土肥原玲子坐在廊下，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膝上盖着毛毯，看着院子里漫天飞舞的雪花，看着光秃秃的海棠树枝上堆积的白雪，目光平静而悠远。
她把明信片小心地收好，放在桌上，和其他东西摆在一起。
桌上堆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沙漏、信、明信片、照片、陶片、茉莉枯枝、怀表、守林人和丹增的照片、守林人的种子、土肥原玲子的信、竹内云子的明信片、李智博的那本书……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记忆，像是时间的碎片，散落在桌面上，拼凑出她这些年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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