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林见星坐在穆勒教授办公室的沙发里，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窗外的天色从铅灰转为更深的铁青，午后的光线被厚厚的云层过滤，在室内投下模糊的影子。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老式座钟的钟摆在规律摆动，发出单调而沉重的滴答声。
穆勒教授坐在对面的扶手椅里，双手交叉放在膝上。这位六十多岁的德国学者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眼神温和但锐利。他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正是昨晚他托施密特议员转交给林见星的那些资料。
“所以你都看完了？”穆勒教授用英语问，声音低沉。
林见星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我很抱歉，林先生。”穆勒教授推了推眼镜，“我知道这些东西……很沉重。二十年前，我在做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研究时，偶然接触到‘振东国际’的案例。当时就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一个工地事故，处理得太‘干净’了，干净得不正常。”
他顿了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老旧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
“你看，这是2004年我在上海做田野调查时的笔记。我采访了几个当时在浦东做建筑工程的工人，其中一个人提到2003年夏天‘有个打游戏的年轻人死在工地’，说‘赔偿给得特别快，家属都没闹’。我问细节，他就闭口不谈了，眼神躲闪，明显是害怕。”
笔记本的页面已经泛黄，德文和中文夹杂，字迹工整。林见星的目光落在那行中文上：“打游戏的年轻人死在工地”。父亲的一生，在别人嘴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后来我通过关系，看到了那份内部备忘录的复印件。”穆勒教授继续说，“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背后不简单。但我是个学者，不是调查记者，更不是警察。我能做的，只是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等待……也许永远等不到有人来问的一天。”
他看向林见星，眼神复杂。
“直到亚历克斯联系我，说林建国的儿子在查这件事。二十二年了，林先生。你父亲如果知道，一定会为你骄傲。”
林见星的手颤抖了一下，茶杯里的水漾出一圈涟漪。
骄傲？
如果父亲知道，这二十二年来母亲是怎么以泪洗面的，他自己是怎么在仇恨和痛苦中挣扎的，怎么从一个单纯热爱游戏的少年变成现在这个满心疮痍的人……
父亲会骄傲吗？
还是会说：别查了，好好活着？
林见星不知道。
他放下茶杯，声音沙哑：“教授，这些文件……您是怎么拿到的？”
“一部分是通过学术交流，当时‘振东国际’想拓展欧洲市场，需要一些‘正面案例研究’，主动提供了一些内部资料——当然，是经过筛选的。”穆勒教授说，“另一部分，是我这些年通过其他渠道慢慢收集的。你知道，学术界有自己的网络，有些退休的官员、离职的员工，会在晚年说出一些秘密。”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重的档案夹。
“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也许对你有用。”他把档案夹放在林见星面前，“2006年到2010年，顾振东逐步退出电竞行业的完整记录。包括他如何通过海外公司转移资产，如何‘处理’掉知情人员，如何把整个事件包装成一个普通的商业投资案例。”
林见星翻开档案夹。里面是更多的文件、邮件记录、银行流水，甚至有几张照片——王建在不同场合的照片，从2004年到2010年，这个人明显在“发福”，穿着从普通的夹克变成名牌西装，手上的表从电子表变成劳力士。
一个“已故”的人，活得比谁都滋润。
“这个人，”穆勒教授指着王建的照片，“是关键。如果能找到他，让他开口……”
“他不会开口的。”林见星说，“这种人，骨头硬得很。”
“也许。”穆勒教授坐回椅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王建的弱点是他的儿子——2012年送去英国留学，现在在伦敦一家投行工作。他很爱这个儿子，为了儿子，他什么都肯做。”
林见星抬起头：“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时候法律手段走不通，可以试试其他方法。”穆勒教授的眼神变得深邃，“当然，这需要非常谨慎的操作。而且……你需要考虑清楚，为了真相，你愿意走到哪一步。”
愿意走到哪一步？
这个问题，林见星问过自己无数次。
起初，他只是想弄清楚父亲到底怎么死的。后来，他想让犯错的人付出代价。再后来……他想摧毁整个顾家，想让他们也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
仇恨像藤蔓，在他心里疯狂生长，缠绕着每一寸理智，勒得他喘不过气。
但现在，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证据，看着父亲那张年轻的照片，看着穆勒教授眼中那种学者特有的、对真理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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