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傅言辞真的来调研了。
这次他是以省卫生厅农村医疗卫生发展处处长的身份来的。
身后跟着处里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干部，一个挎着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一个肩头扛着半旧的照相机，脚步里带着些初入基层的拘谨。
“这次来，主要是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为制定全省规划做准备。”傅言辞对着迎上来的李书记和沈清，声音沉实，没有半分官腔。
“我们要在这里待三天，看最真实的情况，听最真实的声音。”
李书记脸上堆着笑，忙不迭地应承，说食宿早就安排妥当了，就等领导们落脚。
但傅言辞却摆了摆手，态度斩钉截铁。
“不用特殊安排。”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住招待所，吃食堂。”
“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
语气里的坚决，让李书记到了嘴边的客套话，又咽了回去。
态度很明确。
第一天，太阳刚爬到东边的杨树梢，傅言辞一行就揣着介绍信，直奔最偏远的红星大队。
没有提前通知公社，没有大队干部前呼后拥，三个人就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到了大队的医疗服务点时，土坯墙的小屋里正闹哄哄的。
几个村民坐在长条木凳上，有的捂着肚子，有的耷拉着脑袋咳嗽，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学员正低着头，给一个老太太量血压。
他们没有出声，就悄没声地站在门口的阴影里，观察。
看学员怎么拉着村民的手问病情，怎么拿起听诊器贴在庄稼人黝黑的胸口，怎么在泛黄的处方笺上一笔一划写字，又怎么照着方子，从掉了漆的药柜里抓药、包药、算钱。
直到最后一个村民揣着药包，千恩万谢地走出门，傅言辞才上前一步，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
“我是省卫生厅的傅言辞，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聊聊天。”
他和两个同事，搬了几条板凳，就在小院里和服务点的学员们坐了下来。
“你们在这里工作，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傅言辞的第一个问题，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
“收入怎么解决？”
“群众信任你们吗？”
“需要上级提供什么支持？”
问题一个接一个，直接得没有半点迂回。
学员们起初有些紧张，手指绞着衣角，眼神不自觉地往站在一旁的沈清身上瞟。
直到看见沈清朝他们轻轻点了点头，眼里盛着鼓励的光，才慢慢放松下来。
有人先开了口，声音细细的，带着点怯意，说着说着，就渐渐放开了。
“最大的困难是药不全。”
“消炎药就那么两种，遇到肺炎重一点的，就只能建议去公社卫生院。”
“有些病看不了，干着急。”
“收入靠大队记工分。”
“一天八分，跟下地干活的壮劳力比，差一截呢。”
“够自己吃饭，想养家，难。”
“群众开始不信。”
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学员挠了挠头，笑了笑。
“说我们是‘半路出家’，不如县医院的大夫靠谱。”
“后来治好了几个老病号，比如村西头的张大爷，多年的老慢支，扎了半个月针灸，居然能下地了，大家才慢慢信了。”
“希望能多给点培训机会。”
“最好能去县医院学习学习，学点真本事。”
傅言辞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笔记本，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他听得认真，问得仔细，连学员们说的“药柜里缺甘草”“针灸针不够用”这种小事，都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傅言辞他们就揣着昨天记的名单，挨家挨户地走访。
走访那些接受过服务点诊治的家庭。
王奶奶家的土炕烧得暖烘烘的，老太太拉着傅言辞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上次犯心口疼，多亏了沈大夫的针灸，一针下去，就缓过来了。
李大伯家的院子里，晒着金灿灿的玉米，他蹲在玉米堆旁，掰着手指头算，以前看病要走十几里山路去公社，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省钱又省时间。
铁柱家的小土屋里，那个曾经发着高烧、小脸烧得通红的娃娃，正抱着一个玉米面窝窝头，跑得满地都是欢笑声。
一家家走。
一家家聊。
门槛上的泥土蹭了裤脚，老乡递来的热茶暖了手心。
傅言辞问的话，依旧朴实得像田埂上的庄稼。
“沈大夫好不好？”
“服务点管用不管用？”
“看病贵不贵？”
“还有什么希望？”
村民们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都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大实话。
“沈大夫是好人啊！”
“心善，手巧，对我们庄稼人实诚。”
“管用！太管用了！”
“我孙子上次发烧烧得说胡话，去服务点扎了两针，又拿了几毛钱的药，当天晚上就退了烧！”
“不贵，几毛钱的事，顶多一块出头，搁以前，去公社看病，来回车费都不止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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