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联系点是个意外。
按照计划，沈清应该前往一个平原地区的示范点。
但临行前接到通知，该点因突发洪水道路中断，暂时无法前往。
“沈专家，要不您先回？”陪同的地方同志小心翼翼地问，“这一路您也辛苦了。”
沈清看了看地图。
回程要经过一个叫柳树屯的地方，那是她早年读过的一份报告里提到过的“老大难”地区——地处三县交界，行政管理混乱，医疗资源几乎是空白。
“我去柳树屯看看。”沈清说。
“啊？那里……那里条件很差，连个像样的卫生所都没有。”同志有些为难。
“没关系，我就看看。”
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接待安排。
沈清搭了一辆运货的拖拉机，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来到了柳树屯。
这里比她想象的还要荒凉。
正值四月，本该是春耕时节，田野里却只有零星几个人影。村庄破败，许多房屋已经半塌。
村口的老柳树下，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
看到沈清这个陌生人，他们投来浑浊而警惕的目光。
“大爷，请问村里有卫生员吗？”沈清问。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人慢慢摇头：“早没了。老王头去年走了，就再没人了。”
“那大伙儿生病了怎么办？”
“熬着呗。熬不过去……就熬不过去了。”老人说完，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
沈清在村里走了走。
她看到几个面色蜡黄的孩子，明显营养不良；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瘸着腿在挑水，那是陈旧性骨折没处理好留下的残疾；还看到一个躺在门口竹椅上的老人，腹部高高隆起——很可能是晚期肝病腹水。
这里仿佛被时间遗忘了。不，不是遗忘，是放弃了。
沈清找到村里唯一还“管事”的人——生产队的老会计。
他听明白沈清的来意后，苦笑着摇头：“同志，不是我们不想搞，是搞不起来。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的老弱病残，谁学医？谁干？再说了，没钱，没药，没上级支持，咋搞？”
这是沈清调研以来，遇到的最绝望的地方。
不是条件艰苦，而是连改变的条件都没有。
不是没有意愿，而是连意愿都被漫长的失望磨灭了。
她在柳树屯住了一晚，住在老会计家的厢房。
夜里，她听到隔壁传来压抑的咳嗽声，那是老会计的老伴，咳了十几年，没钱治，也习惯了。
第二天离开时，沈清把身上剩下的所有常用药都留了下来，还写了一页简单的注意事项：哪种症状该吃什么药，怎么吃，什么情况下必须想办法往外送。
老会计接过药，手有些抖：“沈大夫，您……您还来吗？”
沈清看着他浑浊眼睛里那一丝微弱的期待，无法说出“会”这个字。
她知道，以她现在的身份和能力，很难给柳树屯真正的帮助。
但她还是说：“我会把这里的情况报上去。”
这是她唯一能做的承诺……
回程的火车上，沈清一直望着窗外。
田野、村庄、山峦在眼前掠过。
一个月前出发时，她满怀探索的激情；现在归来，心里却沉甸甸的。
她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绝望；看到了智慧，也看到了无奈；看到了努力，也看到了放弃。
笔记本已经写满了大半本，拍了三卷胶卷，收集了十几份民间验方和土法。
收获很大，但心情复杂。
火车抵达省城是傍晚。
沈清提着行李走出站台，远远就看到傅言辞站在出站口。
他穿着那件她熟悉的军绿色外套，在人群中身姿挺拔。
看到她时，他眼睛明显亮了一下，快步走过来。
“回来了。”他接过她的行李，很自然地打量她，“瘦了，也黑了。”
“高原的太阳。”沈清笑笑，忽然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看到他的那一刻，一个月奔波积累的疲惫似乎都消散了。
傅言辞没有多问，只是说：“先回家休息。”
他们说的“家”，是傅言辞在省城的宿舍。一间半的房子，陈设简单，但收拾得很整洁。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还冒着热气。
“你做的？”沈清惊讶。
“学着做的。”傅言辞帮她脱下外套，“洗手吃饭。”
简单的两菜一汤，味道不算好，但沈清吃得很香——这是一个月来第一顿真正的家常饭。
饭后，傅言辞泡了茶，两人在灯下坐下。
“慢慢说。”他说，“我听着。”
于是沈清开始讲。
讲黄土高原的干旱，讲松坪乡的惊险接生，讲石泉公社的形式主义，讲苗寨的传统智慧，讲矿区的傲慢与转变，最后，讲柳树屯的绝望。
她讲得很细，不时翻开笔记本指给傅言辞看。傅言辞听得很认真，偶尔提问，但从不打断。
等她说完了，夜已经深了。
“所以你现在觉得，”傅言辞慢慢地说，“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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