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的发现，像一块投入平静池塘的巨石，在溪云村激起的涟漪久久未平。然而，一个更深层、更棘手的伦理困境，渐渐浮出水面，它关乎记忆、伤痛，以及一个村庄如何面对自身历史中不那么光鲜的“生长纹”。
遗址发掘接近尾声时，考古队在边缘区域发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几处无碑的坟茔，散落的、带有明显暴力痕迹的骨骸，以及一些刻着难以辨识符号的简陋物品。经过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初步研究，结合地方志的零星记载，一个模糊而沉重的轮廓被勾勒出来——这里并非一直只有茶香与驼铃。在更久远的年代，可能发生过激烈的族群冲突、资源争夺，甚至是……屠杀。那些符号，或许是被遗忘的、失败者的最后印记。
这个消息，在考古队内部和少数村干部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这些内容绝对不能公开！”一位镇里来的干部态度坚决，“我们正在打造‘茶马古道和谐明珠’的文化旅游品牌，这种‘负面历史’会严重破坏形象，吓跑游客！”
“可这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年轻的考古领队坚持道，“我们有责任记录完整的历史，而不是选择性遗忘。况且，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区域的整体历史变迁至关重要。”
“真相？老百姓要的是美好的故事，愿意为之买单的也是美好的故事！”干部反驳道，“发掘报告里存档可以，对公众，一个字都不能提！”
争论传到了村民耳中，激起了复杂的情感。老一辈人中，隐约流传着一些关于“山那边来的凶狠客人”或“很早以前的大械斗”的模糊传说，但从未被认真对待，更从未与脚下这片土地联系起来。此刻，传说似乎找到了冰冷的证据。
“难怪……我太奶奶以前总不让我们小孩去后山那片老林子玩，说那里‘不干净’。”福旺叔喃喃道。
“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年年祭拜的祖辈，当年是……赢了的那一边，还是输了的那一边？”有人发出了灵魂拷问。
一种混杂着震惊、羞愧、茫然甚至隐隐恐惧的情绪，在村里弥漫。一直以来，溪云村引以为傲的是其和谐、韧性、与自然共生的“正面叙事”。这片突然揭示的“阴影”，像一道刺眼的疤痕，横亘在精心构建的自我认知之上。
尹晴感受到了这种集体的不安。她再次拒绝了非黑即白的简单选择——不是“掩盖”或“宣扬”，而是决定引领村庄，进行一次艰难的 “创伤记忆伦理之旅”。
她首先在“老宝贝客厅”组织了一次仅限村里长者的闭门谈话，不做记录，只求倾听。老人们在安全、信任的氛围中，断断续续说出了那些家族内部口耳相传的、含糊的、有时自相矛盾的片段记忆。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有情绪的碎片：恐惧、损失、仇恨，也有罕见的、关于短暂收留陌生伤者的微弱光芒。这些口述，与冰冷的考古发现相互映照，拼凑出一幅远比“和谐明珠”复杂、沉重得多的历史图景。
随后，尹晴召集了包括虎子、林悦、杨帆、小雅以及几位德高望重长者在内的 “历史伦理委员会”。他们面临的，是几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
1. 知情权与保护权：村民们有权知道脚下土地的全部历史吗？这种“知道”带来的认同危机和心理负担，是否也是一种伤害？
2. 记忆的责任：作为后来者，他们有责任记住并承认这段血腥的过去吗？还是有权选择“向前看”？
3. 如何讲述：如果决定面对，该如何讲述这段历史？是为了警示？为了和解？还是仅仅为了“完整”？
讨论异常艰难，时常陷入沉默。最终，委员会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共识：逃避并不能让伤痕消失，只有正视，才可能真正跨越。但“正视”的方式，必须极度审慎，以不造成二次伤害、不煽动新旧仇恨为前提。
基于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分阶段的 “记忆愈合”方案：
第一阶段：内部消化与小型纪念。
在遗址保护区一个僻静的角落，设立一个极其简朴、不对外开放的“沉思角”。这里没有说明牌，只有一块取自当地的天然石头，上面刻着一行小字：“纪念所有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冲突与逝去的生命。愿逝者安息，生者警醒。” 此处仅供村民偶尔静坐沉思，不举行任何公开仪式。同时，在“溪云岁时记”的加密核心档案中，完整保存考古发现和口述记录，注明其不确定性和敏感性，作为村庄的“完整记忆底稿”。
第二阶段：有限度的学术对话。
在严格匿名化处理、征得相关村民（尤其是提供了敏感口述的老人们）明确同意后，将部分非核心信息提供给值得信赖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于更宏观的、非猎奇的研究，以期理解冲突的深层根源（如资源压力、气候变迁等），而非简单评判孰是孰非。
第三阶段：融入当下的伦理反思（未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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