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2018年那个阴雨天，答应替表哥阿伟去新北市立殡仪馆顶夜班。那件事之后，我辞掉了原本的工作，搬离了新北市，至今不敢在午夜后出门，更不敢听见焚化炉启动的轰鸣声——有些恐惧，会像炉灰里的余温，一辈子烙在骨头里。
表哥阿伟在殡仪馆做遗体运送调度，干了五年，平时总跟我讲些殡仪馆的禁忌：午夜后别单独走停尸间走廊，接运遗体时不能回头看，焚化炉没冷却前不许议论逝者。我总笑他迷信，直到亲身经历了那件事，才知道有些规矩，是用命换来的。
那天是周三，台北大雨下了整整一天，傍晚时雨势渐小，变成了黏腻的毛毛雨。阿伟突然打电话给我，声音透着焦急，说他女儿急性阑尾炎住院，让我去殡仪馆替他值一晚夜班，主要负责配合焚化组，处理夜间临时送来的遗体，活儿不重，就是熬时间。我当时刚失业，手头拮据，阿伟说给我两千块夜班费，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殡仪馆在市郊的山脚下，周围除了一片墓地，就是荒无人烟的农田。我骑着机车过去，越靠近越觉得阴冷，明明是初夏，却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大门旁的路灯是老式的黄光灯，光线昏黄，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映出斑驳的影子，像有东西在蠕动。门卫室的老张头我见过几次，他看到我，皱了皱眉，递给我一件深蓝色的制服：“阿伟跟我说了，你穿这个，别乱走。记住，十二点后，焚化炉那边除了李师傅，别跟别人搭话，也别进三号炉的工作间。”
“为啥啊？”我接过制服，随口问了一句。
老张头往嘴里塞了根烟，点了好几次才点燃，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有些模糊：“别问，照做就行。这地方邪门，尤其是三号炉，十年前出过事，之后就没安生过。”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晚上不管听到啥声音，别好奇，待在调度室里，有人送遗体过来，你登记一下，通知李师傅就行。”
我当时只当他是吓唬人，没往心里去。换上制服，我跟着老张头走进殡仪馆主楼，走廊里静得可怕，只有我的脚步声和雨声交织在一起。调度室在一楼西侧，紧挨着停尸间，透过窗户能看到一排排冷藏柜，像极了超市的冰柜，只是里面装的不是食物，而是冰冷的躯体。
晚上十点多，雨又大了起来，砸在窗户上噼啪作响。调度室的电话突然响起，铃声尖锐，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我接起电话，对方声音低沉，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异，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新北市立殡仪馆吗？有一具遗体要火化，现在送过来，指定用三号炉。”
我愣了一下，想起老张头的话，连忙说：“不好意思，三号炉好像坏了，能不能用其他炉子？”
对方沉默了几秒，声音突然变得阴冷：“必须用三号炉，这是逝者的遗愿。我们已经跟你们主任打过招呼了。”说完，不等我回应就挂了电话。
我心里犯嘀咕，给阿伟打了个电话，想问清楚情况，可电话那头一直是忙音。这时，焚化组的李师傅敲门进来了。李师傅快六十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眼神却很锐利。他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看了看我：“刚才是不是有电话，说要送遗体来，指定三号炉？”
我点点头：“是啊，他说跟主任打过招呼了。”
李师傅皱了皱眉，喝了口热水，脸色有些凝重：“主任今天休假，手机关机。这事儿不对劲。”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雨幕，“三号炉十年没启用了，当年就是因为烧错了人，之后就一直出怪事，后来就封了。”
“烧错人？”我好奇地追问。
李师傅叹了口气：“十年前，有个富商去世，他家人想土葬，但当时规定必须火化，就找了个流浪汉，灌醉后冒充富商送去火化，用的就是三号炉。结果火化的时候，炉子里传出惨叫声，之后那富商的家人没一个好下场，不是车祸就是重病，负责烧炉的师傅没过多久就疯了，说总看到一个浑身焦黑的人跟在他身后。”
我听得心里发毛，刚想说话，外面传来了汽车引擎声。李师傅脸色一变：“来了，你别出去，我去看看。”
他拿着伞出去了，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见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停在门口，没有牌照，车身被雨水冲刷得发亮。车上下来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身材高大，面无表情，脸色白得像纸。他们打开后备箱，抬出一口黑色的棺材，棺材不大，看起来很沉，两人抬着都有些吃力。
李师傅跟他们说了几句，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李师傅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还是挥了挥手，示意他们把棺材往焚化区抬。我按照流程，在登记本上记录：夜间十一点十五分，接收无名遗体一具，指定三号炉火化。登记的时候，我发现那两个黑衣人没有提供死亡证明，也不肯留下联系方式，只说“相关手续后续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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