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挂了电话，手机还贴在耳边，目光落在桌面摊开的城市地图上。北区老砖瓦厂的位置已经被红笔圈出，旁边是李工人描述的排水渠、铁皮棚、塌半边的红砖房。可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入口的逻辑支点，一个能解释为什么人会被运去那里的理由。
令狐长生坐在对面，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调出社保协查系统的反馈记录。王建国的名字出现在惠民诊所的购药清单里，时间是三天前，药品名是镇静类辅助用药，剂量偏高。
“他还在受那东西影响。”令狐长生说。
周正仁没抬头，“得见他一面。不能等他再躲。”
“派出所查不到新住址。”
“那就去诊所守。”
令狐长生关掉屏幕，起身时围巾滑下一角，露出夹克领口的一道浅灰痕迹。他没整理，只把文件夹合上，“我穿便装去。职业病筛查，工地回访，理由够普通。”
周正仁点点头，把地图折好塞进内袋，“我走明线，调他近三年的医保流向。你负责让他开口。”
惠民诊所建在城北老工业区边缘，两层小楼，外墙瓷砖剥落。下午三点，候诊区只有两个老人。令狐长生坐在角落塑料椅上，手里捏着一张印有“尘肺筛查”字样的传单，目光落在走廊尽头的诊室门上。
护士叫了王建国的名字。
五分钟后，那人走出来，头发稀疏，脸色发黄，手里捏着药单。令狐长生起身跟上，在楼梯口拦住他。
“王师傅？宏远工程队出来的吧？我们做职业健康追踪，您这两年是不是经常头晕、记不清事？”
王建国脚步一顿，眼神闪了一下，“我不归你们管。”
“不是强制的。就是问问。你们那批人，好几个都查出神经反应迟缓，跟长期接触某种添加剂有关。”
“添加剂？”王建国冷笑，“水泥里还能加什么？”
“CA-7。”令狐长生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是显微镜下的颗粒图像，“这种粉尘在潮湿环境下会释放微量挥发物，影响中枢。你们夜班是不是特别困？睡不踏实？梦多？”
王建国盯着那张图，手指无意识地搓了搓掌心。他没说话，但肩膀松了一点。
“我们不是工地的人。”令狐长生放低声音，“是疾控中心合作项目。你要是愿意配合，做个简单问卷，还能报销药费。”
王建国终于抬头，“你们……真不是他们派来的？”
“谁？”
“别装了。”他声音压得很低，“上次喝多了说几句，第二天就有人敲我家门，说再乱讲话就断医保。我老婆有糖尿病，药不能停。”
令狐长生把传单递过去，“你可以不信我。但你记不记得，有次半夜加班，看见赵队带人往皮卡上搬东西？”
王建国猛地后退半步，“我没说过！”
“你说过。在醉酒记录里。我们调了社区监控，你那天从老街酒馆出来，嘴里一直念叨‘泵车半夜响，不是浇地基’。”
王建国嘴唇抖了一下。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看到了什么，而是你闻到了什么。”令狐长生盯着他，“那天晚上，有没有一股铁锈混着药水的味道？”
空气静了一瞬。
王建国忽然低头，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有。在北边那个没牌子的工地。他们不让提，说提了就是疯。”
周正仁在车里等了四十分钟。令狐长生回来时，手里多了张手写纸条。
“他说了什么？”周正仁问。
“不是一个地方。”令狐长生把纸条递过去，“是三个。但特征一样——没门牌，夜里只开一盏黄灯，泵车进出频繁，地上有暗沟。最后一次是去年十一月，他被临时调去支援，凌晨两点，看见四个人抬着两个黑袋子往地下走。门口站着穿白大褂的，戴口罩，手里拎着输液架。”
“输液架？”
“他说，袋子动了一下。然后听见滴答声，像水滴进桶里。”
周正仁盯着纸条，“滴答声……是输液？”
“他不确定。但记得白大褂说了句‘浓度别超，不然路上就废了’。”
车内沉默了几秒。
“这不是掩埋。”周正仁慢慢说，“是转运。他们把人维持在某种状态，运到另一个地方。”
令狐长生点头，“他还说，那个工地地下有铁门，刷过漆，但锈迹从缝里渗出来。进去后通道很长，墙上挂的不是电箱，是金属箱，带锁。”
“有没有标志性建筑？”
“记不清了。只说有一次下雨，看见远处有座塌了半边的红砖房，门口堆着旧模板。还有个倒扣的铁皮桶，长满了草。”
周正仁把信息输进平板，调出老工业区地图。他圈出三处符合“无标识、近排水系统、有地下结构”的地点，再叠加宏远运输车的常规路线，范围缩小到两处。
“哪一个是？”
令狐长生看着屏幕，“他说泵车的声音很特别——不是普通搅拌车，是那种带液压臂的，能直接往深坑里灌。声音低，持续时间长，像在填什么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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