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夏口，刚从官署回府的郑通，匆匆用完膳，和妻儿说了一会儿话，沐浴更衣之后，转到书房，书案上摆着厚厚一沓资料，他坐下慢慢翻看起来。
郑通是鄂州长史，这几日在办理公务交接，过几日便要卸任，然后赶赴亳州。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被东南道行军“借调”，到行军元帅行辕听用，而此去亳州，郑通知道西阳王是要委以重任，让他协助开展“青苗贷”的放贷事宜。
青苗贷，是日兴昌柜坊推出的放贷业务，今年年初，鄂州已经有许多农户借贷，所以郑通对其颇有了解，总体来说，这种低息贷款确实利民。
但按着西阳王在信中所述，日兴昌柜坊将在河南各地大力推行青苗贷业务，而且这种青苗贷的利息之低，简直是耸人听闻。
居然是二厘的利息，郑通认为搞不好青苗贷放得越多，日兴昌就亏得越多。
郑通在刚知道西阳王的规划时，第一反应就是此举隐患重重，以西阳王的见识，不至于会如此作茧自缚。
道理很简单，此事无论成与不成，都很危险。
首先，郑通认为青苗贷不可能在河南各地大规模推行开，因为日兴昌的财力有限，真要在河南各地放贷，哪里有那么多本金。
即便放了贷，也会因为吏治、天灾等因素，很大几率会搞砸。
其次，若西阳王真把这件事做好了，那就意味着西阳王要失去日兴昌柜坊的控制权。
这是成也要倒霉，不成也要倒霉的两难困境，郑通不认为西阳王看不出其中的巨大隐患，但对方依旧要实行，要么是狂妄自大，要么是胸有成竹。
西阳王应该没有疯，故而郑通很费解，他实在想不出西阳王为何要作茧自缚，自己给自己找事。
在资料里，郑通看到几个数字，河南（及淮北）各州郡的户数，且不论青州总管府，即便按照初步的整理结果来看，豫州总管府大概有七十余万户，亳州总管府大概有四十余万户，徐州总管府大概有三十余万户。
合计至少有一百四十万户，当然，其中不包括隐户，而且统计数字很粗略，可能实际户数更多。
这一百四十万户里，有贷款需求的户数不得而知，郑通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河南之地饱受战乱影响的现状，放宽些按一半来算，那就是七十万户需要借贷。
河南之地，主要种植粟、麦，水稻的种植面积相对较少，郑通不太清楚在河南开展农耕的成本是多少，他还是按照经验，综合考虑，估算每户平均借贷五贯钱（实物折价）。
这样一来，仅仅是粗略估计，日兴昌在河南就要放贷将近三百五十万贯（实物折价），这只是青苗贷本金，其他费用另算。
而日兴昌柜坊并没有这样的财力，如果有，那么西阳王就得把日兴昌的控制权交出来，要么归天子，要么归杞王，这就是现实。
不交？不交也得交！
财力超过三百五十万贯（实物折价）的柜坊，不是一个藩王能够拥有的产业，如果不放手，那就犯了大忌。
西阳王是宗室，战功卓越，手里有能打的私军-虎林军，如今又有财力雄厚的日兴昌柜坊，也就是说西阳王有独立的强军，又有独立的财源，这对于上位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面对如此藩王，不要说天子，就是杞王也会不安。
一个藩王，如果单纯的有钱粮，或者单纯的有兵，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有钱粮没兵就是肥猪，有兵没钱粮就意味着朝廷能拿捏得住。
而一个有兵有钱粮又有声望的藩王，距离造反也就不远了。
即便这个藩王没有如此想法，别人也会认为他有这种想法，所以，迟早要出事。
郑通担心西阳王不知进退，走在悬崖边上却不自知，而后来，他看到西阳王后续的信后，知道这一隐患被西阳王用巧妙的方式化解，让日兴昌实现了放贷能力，却不会引来上位者的忌惮。
那手段就是“融资”，而且是“多级融资”。
郑通知道日兴昌柜坊如今大量吸入山南各地大户的钱粮，也就是说用“借鸡生蛋”的方式来筹集巨额本金，以实现在河南推行青苗贷的构想。
而柜坊本身投入的资金，在这笔天价本金里所占比例实际上不算什么。
日兴昌柜坊，以信用为凭据，从山南荆襄各地吸纳闲散钱粮，然后贷给河南的农户，如此一来，日兴昌柜坊的角色不过是经手人（掌柜），而借贷的本金（钱粮或各类实物），绝大部分都不是柜坊的。
正如一家邸店那样，掌柜用东家的本金来经营买卖，为东家获得利润，自己再从中分一杯羹，财大气粗的不是掌柜，而是东家，掌柜只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让钱生钱。
最重要的一点，日兴昌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向各地大户融资，因为已经有柜坊“代为效劳”。
日兴昌柜坊，如今并不是山南荆襄地区唯一的柜坊，只是因为信用最好，所以才挑起大梁，作为在河南发放青苗贷的“经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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