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声连连，西阳城内的各处鼓楼开始提醒所有人，宵禁即将开始，除了城南夜市之外，城内其他区域街道上不许有闲杂人等。
在这个时代，即便是长安、邺城等大城，晚上城内各处都要执行宵禁，城门紧闭不说，各街坊路口均立起栅栏，有专人看守，不许随意通过。
除了巡夜的队伍，就只有疾病、生育等突发事件可以例外，虽然权贵们的活动实际也是例外，但在西阳城里，没人敢乱来。
有谁敢乱来，黄州总管宇文温亲自教他做人，不过宇文温也不是不近人情，特许城南的一处区域不实行宵禁，那里的邸店、酒肆、茶肆还有勾栏瓦舍可以通宵营业。
所以西阳城和别处不同，是有夜市的，那里成了客商们流连忘返之处，欢声笑语彻夜不绝。
甚至有官吏亦在此处寻欢作乐，当然前提是不得耽误次日的公务，而黄州总管府司马杨济不在其列，他从西阳王府东坊出来之后，赶在宵禁前回到家中。
从西阳王府搬出来后，杨济便在这普普通通的新府邸住下，除了几个随从以及门房、厨娘、洒扫、浣洗等必须的仆人外，就没多余的人，至于小妾、歌伎那是没有的。
来府里做客的人，除了戏射、喝酒之外就没有别的娱乐项目，当然杨济不是苦行僧，真需要活跃气氛的话，他会去找家酒肆宴客，什么喜闻乐见的都有，然后点到即止。
交代了一些事务，杨济转入书房开始写信，那是明日要寄给西阳王宇文温的信，他要把今日发生的事情介绍一遍，当然不是因为麦铁杖来投让他喜不自禁，而是因为对方的经历和史书记载有出入。
作为明代的读书人，杨济自然看过《隋书》，其上对麦铁杖生平的介绍，曾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隋书》记载：麦铁杖，始兴人，骁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性疏诞使酒，好交游，重信义，每以渔猎为事，不治产业。
陈太建中，结聚为群盗，广州刺史欧阳頠俘之以献，没为官户，配执御伞。
问题就出在这段话里，广州刺史欧阳頠，亡于天嘉年间，天嘉是陈世祖陈蒨的年号，而太建年号，是陈蒨之弟、陈宣帝陈顼的年号。
欧阳頠去世后数年，才是太建元年，也就是说《隋书》里关于麦铁杖的介绍，出现了问题。
唯一的解释，应该是弄混了人名：捉住麦铁杖的那个广州刺史，是欧阳頠之子欧阳纥，欧阳纥在其父欧阳頠去世之后，继任广州刺史。
第二个问题，北宋时编撰的《太平广记》，亦记载着麦铁杖的事迹，其上所说麦铁杖为陈后主掌御伞，这也让杨济觉得有疑问。
剔除人名错误，按《隋书》所说，麦铁杖是于太建年间为盗，被一个姓欧阳的广州刺史俘虏并送到建康当官奴，那么此事就只能发生在太建元年。
因为广州刺史欧阳纥于当年年底起兵造反，最后兵败身亡，往后便没有姓欧阳的光州刺史，按着多方面史料分析，杨济觉得麦铁杖只能是在太建年初就为皇帝陈顼掌御伞。
而在那时，陈叔宝（后来的陈后主）还是太子。
《隋书》中没有记载当时的皇帝是陈顼还是陈叔宝，但太建年号足有十三年之久，作为盗贼被俘充当官奴去掌伞的麦铁杖，一开始匪性未改去偷窃很正常，若是等到十三年后才去行窃，不合常理。
简而言之，麦铁杖是于太建元年，被广州刺史欧阳纥俘虏送到建康当官奴，为陈国皇帝陈顼掌御伞，后来行窃事泄，陈顼惜其才，便放其回家。
而各种史料所载：麦铁杖为广州刺史欧阳頠俘虏，后到建康当官奴为陈后主掌御伞，应该有误。
当年的杨济，只能将这判断埋在心里，如今见了麦铁杖本人，从其口中得知真实的经历，和自己当年琢磨的情况差不多，这让他有些小激动。
《隋书》，是于唐初编撰而成，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朝廷命史臣编修，但一直未能成书。
到了贞观初年，由魏征“总知其务”，重新编撰五朝史，魏征主编《隋书》，参加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等饱学之士。
五朝史书的编撰，汇集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尤其《隋书》，隋朝刚亡不久，许多资料都是一手的，甚至还有许多当事人可以验证，结果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错漏之处。
关于麦铁杖的记载，《隋书》先是说麦铁杖于太建年间为盗，又说麦铁杖随后为广州刺史欧阳頠俘虏，而在《陈书》中，却又记载欧阳頠于天嘉年间去世，两相印证，根本对不上。
杨济倒不会因此质疑魏征等人的水准，而是感慨治史之不易，如今他喜滋滋的写信，其原因却是另外一个。
某日闲聊，杨济和宇文温争论过麦铁杖的经历，宇文温虽然也存疑，但坚持史书无错，欧阳纥变成欧阳頠，一定是佣书之人弄错了，然后一直错了千年，而麦铁杖必然是给陈后主掌御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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