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开拔之前，崇宁帝就向童贯提出了上中下三策。常家官人从来不问自己几斤几两，而一定要指点江山、远端遥控。这次虽然没有亲授阵图，却当起了参谋长。
常佶的上策是兵不血刃复幽州，燕京人民箪食瓢饮迎王师。这纯属宋徽宗想多了。如果燕京人民能有这种觉悟，那大燕朝廷就不会退守燕京。既然大燕退守燕京，那就说明燕京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这个基础，不属于大定，而属于大燕。
中策是政治名义复幽州，大燕天锡帝称臣做藩王。简单说就是政治手段先于军事手段，打下燕京不如招降燕京。天锡帝投降大定然后做藩王，这多好？
下策是屯兵边境搞巡逻，燕京人民不想回来、天锡帝也不投降，那童贯就“按兵巡边”。不想回来、不愿投降，那就应该动手。而且，大定兴兵北伐，实际就是动手打仗。那这个“按兵巡边”，到底是几个意思？在定燕边境搞演习吗？
常佶这三策的言外之意就是：燕京能收复就收复、不能收复就看看。那燕京到底要不要？仗到底打不打？恢复故土、举国征战，怎么还能兵不血刃？
童贯本以为北伐大辽、收复幽州就是一趟长跑，跑到幽州则幽州城下。然而，前线形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天锡帝直接砍了童贯的招降使者，契丹大军也已严阵以待。
他到了河间府分军，十万大军分为东、西两路军。以雄州和广信军为东西路军的防区。以种师道统率东路兵，驻扎白沟。王禀率领前军，杨惟忠率领左军，种师中率领右军，王坪率领后军，赵明、杨志率领选锋军。
种师道以都统制兼东路军总指挥自领中军。阵法由西军常用的五军阵发展调整成了六军阵，即前后左右中军再加选锋军的阵式。
辛兴宗统率西路之兵，驻扎范村。杨可世、王渊统率前军，焦安节统率左军，刘光国、冀景统率右军，曲奇、王育统率後军，吴子厚、刘光世统率选锋军。并听刘延庆节制。
童贯是最后到雄州的，芠时诸路人马已经到齐。他和诸将商议进兵，种师道说：“今日之事，譬如盗入邻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师出无名，事固无成，发踪之初宜有所失。”童贯回答到：“今日之军事，上既有成算。第籍公威名以镇服耳……因出御笔、俾不得辞。”
杨可世向童贯请求：“事起之由，毫发未尝预，一旦临利害。若仓卒失计，我辈要领固不足惜，恐有不虞，辱国为重，愿熟计而后行。”童贯不说话，知雄州和诜在座嘲笑道：“你平时自夸能敌万人，胆气绝人，视堂堂之师如摧拉枯朽，今日观了你只不过是一个懦夫。”杨可世这才默然不语。童贯即以和诜为种师道的副手，以杨可世为前军统制。同时下令招募勇士在边境上来回驰骋，散发招降的檄文，军队不得过界挑衅。
童贯沿用皇帝的圣旨，不得杀人。现在看看苗头不对，又害怕了，再命令军队不得过界挑衅。
巧的是，童贯在雄州碰到了两名与赵良嗣有相同归朝“轨迹”的辽地汉人张宝和赵忠，便有了新的主意。
他让赵良嗣写了一封给大燕当今皇帝萧淳的信，信的中心意思是要求萧淳看清当下形势与战降祸福，立即举国投降。信写成后，童贯就叫张宝和赵忠这两个大燕的旧臣作为信使，将信带到燕京萧淳的御桌上。
让赵良嗣写信，派张宝和赵忠送信，更多层面的考虑是动之以情，兴许萧淳和赵良嗣有什么旧谊，加上和张、赵两人也可能有些什么故旧之情，再加上赵良嗣擅长的晓之以理，说不定这封劝降信就奏效了，到那个时候，赵良嗣、张宝和赵忠的功名自不待言，他童贯更将攫取到不世功勋而名垂千古。
然而，童贯的这个赌注没有押准！不久，燕京方面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那封信非但没有让萧淳产生丝毫的降定之心，反倒成了张宝和赵忠二人的“催命符”，耶律淳十分干脆地斩了这两个降定之臣。
他又差使臣谭九殿直等人去说动易州土豪史成，令其起兵献出易州城。结果，这些人被史成送到燕京，亦被斩首。
通常情况下，按照一种出牌之法连着输了两把，就该换套路了。但童贯却异常固执，他仍然不放弃“劝降”大燕的做法，却根本不去想想，是否应该对如此不识好歹的大燕君臣采取更为果断和强硬的军事打击。
对童贯的这种偏执，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定军在皇帝和童贯不战而胜思想的影响下，压根儿就没有准备认真同燕军打上一仗。
童贯采取了“招募”使者的办法，指望有哪个不怕死的汉子自己跳出来，心甘情愿替他去燕京走一趟。
还真有这样一个不怕死的汉子站了出来，他就是马扩！他此行可谓明知山有虎，但仍言：“仆捐亲爱，入不测之虏，实以国家安危存亡所系。”
马扩父马政，母田氏。政和六年考取武举，赐武举上舍出身，授承节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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