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对锡兰的征服扩张，得到了什么？
从商业资本的角度看，得到了肉桂的垄断权、得到了锡兰珍珠的专采权、得到了拉特纳普拉的宝石开采。
从国家战争力量的角度，得到的自然更多。
无论是人口，还是战略位置。
但，其实最重要的，以上这些都比不上的，是大顺得到了大量的国有土地。
葡萄牙人来带这里，强制推广天主教。
大量的佛教人口和高种姓人口，为了逃避天主教，逃亡到了山区，留下了大量的空地。
持续二百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摧毁了锡兰的水利设施，使得这个从汉晋时候就在中国史书里的物产丰饶、水利设施农业经济的国家，农业基础基本崩溃，出现了农业退化。
崩溃的农业、逃亡的高种姓，留下了大量的荒地。
当荷兰人赶走葡萄牙人后；当锡兰人感叹扔了生姜、请来辣椒后。
崩溃的农业、匮乏的劳动力，促使荷兰人在泰米尔人奴隶和华人奴工之间做出选择。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在中国史书中的物产丰饶的国家，因为水利设施的崩溃，已经混到了要从印度和南洋进口大米的地步。
荷兰人的商业气质太浓、味儿太正，能把马六甲、锡兰这种地方弄成靠外面进口大米的地步，也真是重商抑农到极致了……
当大顺的军舰击溃了荷兰人的舰队，新的统治者抵达这里后，大顺的军事贵族们兴高采烈, 因为，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可供耕种的国有土地。
均田制、府兵制的前提, 要么是村社土地所有制、要么是国有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私有制, 是没有搞均田、授田、府兵制的基础的。
或者, 说的更通俗一点：耕战的前提，是土地国有制、官有制、至少也是村社残余的集体制。
杜锋是锡兰都督, 不是锡兰节度使。米子明是南洋都护，不是南洋总督。锡兰、马六甲、婆罗洲，这些地方叫军镇, 不是叫省。
这不是简单的白马、黑马，或者蟋蟀、蛐蛐的区别。
而是所有制、土地法、户籍法、军役法、税法的区别。
锡兰此时有大约18万成年汉人。
其中大约5万成年汉人，和他们所属的大约3万户家庭——他们中的很多人，娶不到汉女，下一代基本还未成年——他们手里的土地, 既没有田皮, 也没有田骨, 是绝对禁止买卖的国有土地。
他们在户籍上, 更接近颜李学派所设想的“军人”这个四民, 但又不是大顺的老营良家子那种准小贵族——良家子可以穷的叮当响, 但他们有特殊的大院和军区连营制, 也有特殊的上升渠道，锡兰的这些军人没有, 他们只能拿到虚勋, 拿不到可以军功十二转的实勋和内部特殊的学堂选拔教育体系。
不是说他们不能上学, 实际上, 大顺在南洋的几大军镇，都是按照良家子的营连基层体制来的, 营连内部其实也是有学堂的。
但是, 就像是登州府新学学的也是实学体系, 从知识角度，也能参加武德宫的考试, 但现实是他们不能参加, 因为他们不是被特殊定义的良家子——虽然，很久之前, 这个词只是个宽泛的代称，但在大顺是有特殊含义的。
反倒是叛乱者、起义军、藩属国、邻国，需要拿破仑、霍去病、岳飞、项羽、汉尼拔这样的战术天才。
为什么刘钰的军改能够推广，并且得到了勋贵集团的支持？因为保守和反动的勋贵集团，需要保持政治上的现状和地位，不得不在技术上往前迈一步。
最终结果就是，勋贵集团和良家子小贵族，重新稳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没有走向《红楼梦》故事里，转型耕读科举的窘境。
勋贵集团依旧依靠血统。
良家子集团，实质上转为了“技术中产”，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迅速滑向“中产”或者小资——我的技术、一技之长，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我尊严或者人的价值的体现，并且迅速地“行会化”——良家子集团，可以看成一个变种的“军事组织技术行会”，而行会是排外的。
就像是优秀的织绣工匠，在面临工业化时，有两种哭泣。
一种，是单纯经济上的哭泣：自己的职业，被工业化生产毁灭。
一种，是精神上的哭泣：自己的价值和尊严，通过自己的手工产物体现，当手工产物消失后，自己的价值和尊严靠什么体现，自己何以为人？
能够摧毁这个军事组织技术行会的力量，自然也只能是工业时代的力量。也就是一种全新的、崭新的、碾压旧时代的、工业时代的组织技术。具体怎么办，后世有一本书恰好就叫《怎么办？》。
但显然，此时世界的物质基础，还不够。
所以大顺的这种组织模式，在这个各大“强国”比着看谁更烂的世界，还是很有优势的，也非常契合大顺这种大家争做人上人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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