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宁先走，黄金宝不愿让人看到他与曹宁在一起过。
当曹宁带走所有人后，黄金宝看着那批人流汗。
幸亏曹宁讲义气，要是换着想立功的人，只要抓住了黄金宝，就能在日本人那领赏。
回到曹宅时，井上五郎盯着曹宁问：“去哪儿了？带着这多的人？”
曹宁来到了井上五郎的房间：“碰到了一个熟人。”
曹宁也不隐瞒，将黄金宝的事全说了。
井上五郎说：“为什么不喊醒我？”
曹宁：“我只收了一个纸条，上面就四个字。什么人要见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危险也不知道，我能让你去？”
井上五郎拍了拍曹宁的肩：“以后有这样的事，要告诉我，万一你被人开了黑枪，我能替你收尸。”
曹宁的脸黑了起来。
“我马上向机关长汇报。”
井上五郎马上去了临时电讯室。
曹宁出来对张国立说：“通知大家，可能马上要动身回上海了。”
果然，收到了井上五郎的电报后，吉川贞佐回电只有四个字：马上回沪。
十分钟后，曹宁给了佣人五块大洋，让她看好家，便坐车离开了常熟。
回到上海后，曹宁让张国立带人回特工处，而他自己随井上五郎去了吉川贞佐的办公室。
井上五郎先进去。
曹宁听到了他将收到了二百根小黄鱼交给了吉川贞佐。
吉川贞佐将小黄鱼收到了保险箱内，这才让曹宁进来。
吉川从抽屉中拿出了三千军用票，递给曹宁：“这是给你们的奖励。”
曹宁立正：“谢机关长赏赐。”
吉川贞佐仔细地询问了黄金宝的事，然后吩咐曹宁，不要将黄金宝的事透露出去。
回到了特工队，曹宁召集了这次南京行的特工处人员。
每个人分到了一百元的军用票。
张国立、黄海波、张萍每人是三百军用票。
此时的上海，已经停止使用法币，只流通日军的军用票。
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确定了“外交国防相辅相成”的方针。
日本海陆空军随即为准备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战争，提出了庞大的扩充军备计划（陆军的十数年十亿日元军备计划、海军的六年二十亿元军备计划）。在陆海军扩军备战的同时，又在“广义国防”的口号下，力图把日本经济纳入战时轨道。
然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更是内外交困。是年6月初，近卫文麿内阁一上台就致力于建立战时体制。亦表明要以战争来进行冒险。因而在该计划开始执行的第一年，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由于战争的规模、范围的迅速扩大，战线拉长，战争邈邈无期，从而导致日本国力不堪负担，只得另辟渠道，加紧进行掠夺。
而此时让军票出笼，便成为其最佳选择。
然而日寇始终迷信其能迅速战胜中国军队。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因而，尽管日本当局在1937年7月29日已决定在华中发行军票，但直到38年初才让其出笼。即便如此，仍是作为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
每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需要筹措军费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其占领区强制推行军票。
日本****想要利用现成的日银券来支持日益扩大的战争也缺乏基础。
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在正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华中等地使用日银券，会增加日本通货的发行量，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进而引起日本国内日元价值的振荡，并直接影响到政局的稳定。
因此，必须使用一种既独立于日本本国货币，又能充当通货职能筹措战费来进行经济掠夺的替代物，于是这种无需任何发行保证的军票便在华中粉墨登场了。
日本侵略军主要利用不值分文的军票来筹措和支付战费。其通常所采用的手段是所谓的强制“征用”。
即在华中日占区内将包括日用品在内的一切可作军用的物资统统加以扣留，然后由侵华日军出具一张以军票为计价单位的清单，便将这些物资强制“征用”了。
这其实与其在侵华战争中明火执仗的抢劫，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征用”不花分毫，当然可以节约“日元和维护日本通货的稳定”了。
军票的另一作用是用以支付侵华日军的薪俸、津贴和支付给中国苦力的少量费用。
由于按规定这些军票只能在华中沦陷区内使用，因而这笔开销最终仍然落在沦陷区人民的头上。
与此同时，日本****又通过军票来搜刮沦陷区人民的法币和外汇，再利用这些搜刮来的法币和外汇，集中到国统区去套购战略物资。这样达到既充实军需，又削弱、扰乱国民政府抗战实力和金融的目的。
由于军票的市值与日元相同，不会有很大的贬值。所以，相比于法币一个月一个价值的跌幅，日军占领区的人，倒是愿意用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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