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精力充沛的我不能满足于克勤克俭的生活。同时在我十岁那一年，我当了一名城里街头的报童。随之而来的是，我对向上攀登的看法也有了些改变。虽然四周环境还是同过去一样肮脏、悲惨，在我上面还是那个等待我去的天堂，可我决心从另一个梯子向上攀登。我选择了做买卖这条途径。明摆着五分钱买进的两份报，转手之间可以一角钱卖出。这样资金就增长了一倍。我又何苦一点点积蓄然后再去买政府的公债呢？看来做买卖这架梯子对我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开始想入非非，仿佛看见自己成为一个秃了顶、发了财的商界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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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现实迫使我思考问题。我找到了光怪陆离文明社会中赤裸裸的真理。所谓生活不外乎吃和住两大问题。为了有东西吃、有地方住，人们就出卖东西。商人出售鞋子、政客出卖人格，人民的代表——自然也有有例外——出卖人们对自己的信任，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卖自己的节操。女人也一样，妓女也罢、已婚妇女也罢，都难免要出卖自己的肉体。普天之下无一不是商品，每一个人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唯一可以出卖的就是劳力。至于劳动者的品德高低，在市场上是卖不了钱的。他们能够出卖的仅仅只有气力，别无他物。”
“我还懂得了智力也同样是商品......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把书本打开，武装自己以便成为一名智力商人，在此过程中，我当然不免要钻研一下社会学。不料其中竟有某一类书籍科学地陈述了我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简单的社会学的概念，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贩卖脑力的商人，我可真称得上一帆风顺。社会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径自登堂入室，与此同时我原来的幻梦也在加速地破灭中。我和社会上的大亨在一起吃饭，也同他们的太太小姐同席进餐。她们的穿着美丽我也承认；但是使我这个天真的人大为惊讶的是，在本质上她们竟同我过去在地窖那一层所碰见的那些女人完全一样。‘揭去了表皮——脱去衣裳，上校的太太和朱迪·奥格雷迪简直就是亲姐妹’。”
“不过最使我惊愕的是她们的唯物质主义。虽然这些花枝招展的漂亮女人，也常常空谈一些美好的理想和可爱的德行，但不管她们嘴上讲得多么漂亮，她们一味追求的只是物质生活，而且她们都是那么充满柔情地自私。她们赞助一切美好的慈善活动，且大肆宣扬。殊不知她们嘴里吃的美味佳肴，身上穿的绫罗绸缎哪一样不是用沾满工人、童工、妓女的血汗的红利买来的！当我向她们一语道破这事实的真相时，我满心以为朱迪·奥格雷迪的姐妹们会立即把血迹斑斑的一身丝绸和珠宝统统脱下来，不料她们竟恼羞成怒反而恣意地教训起我来，说什么下等人受苦是因为他们挥霍浪费，因为他们酗酒，因为他们都是生来就堕落的。我告诉她们，我很难理解那些在南方棉纺厂里饿得半死的六岁的童工每晚得工作12个小时，也是因为他们挥霍浪费、酗酒和天生堕落，这下子，这帮朱迪·奥格雷迪的姐妹们便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痛骂我是煽动分子，似乎只消替我套上这顶帽子，就能把我驳倒了。
“我和大亨们本人的关系也不比同他们的小姐太太们更加融洽些。我本来以为那些衣着整洁、品德高尚、谈笑风生的人，他们的理想也是纯洁、高尚、朝气蓬勃的。我和那些地位显赫的人——传教士、政界人物、企业家、教授、编辑等人交往，一起吃喝游乐。没想到经过一段仔细观察，我发现他们之中确也不乏纯洁高尚之人，但是除了个别人外，他们都是死气沉沉的，而真正朝气蓬勃的人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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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一样：犯罪、出卖朋友，出卖朋友、犯罪。活跃而能干的人既不纯洁也不高尚；高尚而纯洁的人则好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一点活人的气味。另外还有一大批废物，他们不但像活死人似的缺乏生气，而且也并不高尚，只是纯洁而已。他们不会故意地为非作歹，但是他们对眼前的坏人坏事不闻不问，还因此分到一点好处，稀里糊涂，被动地犯了罪。假使他们精明能干，思想高尚，就不会糊涂，就会拒绝分享他人通过犯罪和出卖朋友所得的好处。”
“我感到在大厦正厅这一层里再也住不下去了。这里的人在智力上使我厌烦，精神道德上更叫我作呕。我怀念我从前的那些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的朋友们，那些免了职的教师，潦倒的教授和思想纯洁、觉悟高的工人弟兄。我怀念那阳光明媚、星光灿烂的日日夜夜。那儿有海阔天空任驰骋的生活，那儿，是德高望重、急公好义者的天堂。耶稣基督的圣杯又出现在我眼前，它不断地燃烧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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