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哲想起上司在他请假时那略显不悦的眼神，想起维杰在技术讨论会上越来越活跃的表现，想起银行每月准时寄来的贷款账单，想起吴非为了补贴家用常常加班到深夜的疲惫身影……
一边是身陷囹圄、涉嫌重罪的父亲，以及国内那一团乱麻、需要他“主持大局”的家庭；另一边是岌岌可危的工作、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即将情绪崩溃的妻子女儿。
苏明哲瘫坐在沙发上，双手插进头发里，感觉自己快要被撕成两半。他既无法狠心抛下父亲不管（那会让他背负一生的道德枷锁），又无法承受失去工作和家庭稳定的代价。
“我……我不知道……非非，你让我想想，再让我想想……”苏明哲的声音充满了痛苦和迷茫。
吴非看着他这副样子，又是气恼又是心疼，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她不再逼问，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
“苏明哲，你最好想清楚，什么才是这个家的根本！我和小咪，不能跟着你一起掉进那个无底洞里！”
说完，她转身抱起正在一旁玩积木、似乎察觉到父母争吵而有些不安的小咪，走进了卧室，重重地关上了门。
客厅里，只剩下苏明哲一个人，对着窗外加州的阳光，感受着刺骨的冰冷。
父亲的镣铐，妻子的怨怼，工作的压力，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他牢牢困住，几乎窒息。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所谓的“长子责任”，在残酷的现实和生存压力面前，是多么的苍白和无力。
加州阳光依旧明媚，却照不进苏明哲家中那片被阴霾笼罩的客厅。吴非脸上那毫不掩饰的嫌弃与怒火，并非凭空而来。
那是在苏家经年累月的漠视与伤害中，一点点堆积、压抑，最终被苏大强入狱这根导火索引燃的总爆发。一切的根源，早在多年前，在小咪出生那一刻，就已深深埋下。
当年，吴非在产房里历经辛苦，生下了女儿小咪。初为人母的她，身体虚弱，内心却充满了喜悦与一丝需要支持的脆弱。
她理所当然地期盼着，作为婆家，尤其是婆婆赵美兰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长，应该会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哪怕只是来看看孙女，给予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安慰。
然而，现实给了她冰冷的一击。
苏家，没有一个人来。
电话里的祝贺显得苍白而敷衍，当吴非委婉地提出希望婆婆能过来帮帮忙，至少指导一下如何照顾新生儿时，得到的却是赵美兰毫不犹豫、且理由冠冕堂皇的拒绝。
“非非啊，不是妈不想去，是你爸他突然耳水失衡，头晕得厉害，根本坐不了飞机。我要是自己去了，留他一个人在国内，我这心里实在不放心啊……”
赵美兰甚至在医院开了“证明”，坐实了苏大强“重病”。可吴非和苏明哲心里都清楚，这多半是托词。
真正的原因，吴非后来才慢慢想明白，也让她心底彻底冰封——就因为小咪是个女孩。
赵美兰自己，就是原生家庭“重男轻女”观念最直接的受害者。她是长女，从小就被灌输“女孩是赔钱货”、“长大了要为弟弟服务”的思想。
她曾经挣扎过、不甘过，但最终，在漫长而压抑的岁月里，她可悲地内化并认同了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她开始觉得女孩就是低人一等，甚至连她自己，也深深地憎恶着自己的女性身份。
她潜意识里极度渴望权力，想像男人一样在家里“说了算”，能够主宰一切，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她自身性别的一种扭曲反抗和补偿。
这样一个从骨子里就厌恶女性、将自己一生不幸归咎于性别的人，怎么可能去真心疼爱一个孙女？
当她得知大儿媳生了个“赔钱货”时，那份潜藏的鄙夷和冷漠便暴露无遗。伺候月子？照顾孙女？在她看来，那简直是对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最终，是吴非远在国内的母亲，心疼女儿，不得不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匆匆办好签证，远渡重洋赶来阿美莉卡，接手了这本该由婆家承担的责任。
这一切，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深深地扎进了吴非的心里。婆婆的刻意缺席和谎言，公公的默许（或者说无能），苏家整体对她们母女那种无形的轻视……这些委屈和心寒，在她初为人母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平日里，为了家庭的表面和睦，为了不让苏明哲太难做，吴非将这些情绪死死压在心底，努力扮演着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和儿媳。她告诉自己，反正相隔万里，眼不见为净。
但此刻，苏大强涉嫌杀妻入狱的消息，如同一个火星，瞬间点燃了她心中积压已久的所有负面情绪。
“杀人犯”公公带来的羞耻与恐惧，“狗血”家庭剧带来的荒谬感，与当年生产后被无情抛弃的冰冷记忆交织在一起，彻底冲垮了她的理智。
她看着眼前只会痛苦抱头、却拿不出任何实际解决办法的丈夫，想起自己母亲当年不得不提前退休的牺牲，再想到未来可能因为有个“杀人犯爷爷”而在学校里遭受异样目光的女儿小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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