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怎么了？啊？他们打你了？谁打的你？”
高彬没有回答，他只是低着头，像一条被打怕了的老狗。
回家的路上，他老婆一直在絮絮叨叨，说这边的邻居不好相处，说他们嫌华夏人脏，说他们背后被指着骂“支那人”，说上个月有雅库扎来收保护费，不给就打人，小舅子被打掉一颗牙。
高彬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他靠在车窗上，望着外面飞速后退的东京街景，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些房子很矮，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像一堆堆的火柴盒。街上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扯得到处都是，黑压压的，把天都遮住了。
高彬忽然想起哈城，想起那条宽阔的大直街，想起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想起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那些地方，他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
高彬的家在一处小巷子里，两间房，一个小院子。他老婆说，为了买这房子，把攒了好几年的积蓄都花光了。
高彬走进去，看了一眼。墙是木板钉的，薄得能听见隔壁打呼噜，地板是榻榻米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院子里有一棵枯了的柿子树，歪歪斜斜地靠在墙上，像随时会倒。
他老婆把他扶进屋，帮他脱了大衣。大衣一脱，他老婆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高彬的衬衫上全是血，粘在伤口上，撕都撕不下来，她捂着嘴，眼泪又掉下来了。
“你怎么不在那边治治再回来？啊？你就这么一路熬过来的？”
高彬没有说话，他坐在榻榻米上，低着头，像一具被抽走了骨头的皮囊。
养伤的这段日子很漫长，高彬他老婆每天给他换药，把那些化脓的伤口清洗干净，敷上药膏，缠上纱布。
小舅子从黑市上弄来些消炎药，贵的要命，一小瓶抵得上一个月的米钱。高彬吃了药，躺着，等着，一天一天地熬。
伤口慢慢结痂了，背上那几道鞭痕变成一条一条的疤，凸起来，像蚯蚓趴在背上。手肘上的烫伤也好了，但留下一大片疤，皱巴巴的，像被揉皱了的纸。
高彬有时候会对着镜子看自己，看了半天，把衣服穿上，走到院子里，坐在那棵枯树下发呆。
邻居们都知道这家人是从满洲国回来的，看他们的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恨，不是讨厌，是一种更冷的，更远的东西，就像在看一堆垃圾。
高彬他老婆去买菜，菜贩子不卖给她，说支那人吃的米和鈤夲人不一样。她去洗衣裳，洗衣店的人说她的衣裳脏，不接。
小舅子在街上被几个年轻人堵住，问他是不是支那人？他说是，然后就被打了。牙又掉了一颗，满嘴是血地跑回来。
高彬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枯树，一句话也没说。他老婆在屋里哭，哭完了出来，眼睛红红的，给他端来一碗粥。
高彬接过粥，喝了一口，有些难以下咽。他想起自己在哈城的时候，作为特务科的科长，走在街上，没人敢多看他一眼，到了这儿，他连一碗粥都快喝不上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过去，到了三月，东京的春天来得早，院子里的枯树竟然冒出了几片新叶，嫩绿嫩绿的，在风中轻轻颤动。
高彬的伤也好了大半，能走能动了，脸上的气色也好了些。他老婆说，你人瘦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他回答，瘦了好，瘦了精神。
高彬偶尔也会开门出去走走，在街边站站看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看那些矮房子，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线。
他对自己进行着洗脑，觉得自己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活下去，应该忘掉哈城的那些糟心事。他告诉自己，你已经退了，你安全了，你在这边有房子，有老婆，有孩子，你攒的那些钱够你吃一辈子了。
叶晨说的对，留在满洲国的那些人，还不知道会等来什么样的结局呢，自己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高彬站在巷口，望着远处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咸的腥的像海风，又像是别的什么。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他转过身，走回家，推开门。老婆正在做饭，小舅子在屋子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鈤夲歌，软绵绵的，听不出调，只能够感受出一丝诡谲。
三月九号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明晃晃的，晒得人暖洋洋的。高彬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看着那棵柿子树，看那些新长出来的叶子，看一只猫从墙头跳过去。
当天晚上，他们吃了顿好的，老婆特意去买了鱼，做了一大锅味噌煮，还烫了一壶清酒。高彬喝了两杯，脸红了，话也多了。
他说起在哈城的事，说起那些年抓过的人，办过的案，斗过的对手。他老婆听着，偶尔插一句，偶尔笑一下。
这是他们到东京以来，最像样的一顿饭。然而，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是他们最后的一顿晚餐。
吃完饭，高彬早早躺下了。他睡得很沉，还做了个梦，梦里他回到了哈城，站在松花江边，看着那条冻得结结实实的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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