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变成了正规消息，正规消息又沿着驿站或是航线，从都城传到了闽郡。
随着这些消息一同到来的，还是在都城接到了邀请的各方人物。
与上次的单纯的科学研讨会不同，这一次邀请的都是一些社会活动家或是理论家。
时代每发展到一个新旧之交的临界点之时，总会出现百家争鸣于稷下学宫的情景，这是不可避免的。缺乏了这种自发的百家争鸣，要么证明社会还没到转型期，要么证明这个族群在新时代降临之前落后了。
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这个族群的百家争鸣的时代终于要来临了。
既有百家，即便争鸣还未开始，却已经啁啾杂乱。
闽城的人造票权人事件发生后，墨党内部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漫长而又混乱的讨论。
议事会的权利并不是太大，而就是这不大的权利所引发的争吵，已经乱的宛如被枪声惊醒的沉睡了一夜的树林。
事并不大，围绕的是关于救济贫民法案展开的。
这种救济依靠的还是旧道德旧体系，由本郡本县所有能够自立门户、自己谋生、有一定产业、地产、收入的人均摊。
每个人都会缴纳相同数量的救济贫民费用，当然缴纳的人也都是身家尚可的。
党派内部觉得这是一个最容易推行的变革，于是有人提出了意见。
湖霖认为，这种救济不合理――他还没达到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高度，但却从表象上看的比别人稍远了。
这种不合理的原因，湖霖认为这实际上是拿着穷人的钱去救济穷人，因为一些自立门户独自谋生的，和那些大户、富商、大作坊主比起来仍旧算穷人。
他和陈健很熟悉，因而互相不介意拿对方作为样本举例子。
“诸位，假设半个银币的税费，对陈健这样的大作坊主来说，九牛一毛。可对于普通的小市民来说，这就可能影响许多天的生活。可这比救济的钱由所有拥有票权的人均摊，这是不合理的。应该按照家产或是收入，重新划定比例。”
可能是受到了上次矿工请愿事件胜利的影响，他有些兴奋地说了更严重的话。
“人头税也是不合理的。看看那些贫民，有时候为了少缴纳人头税，不得不溺死自己的孩子……”
慷慨激昂地指点了一番江山之后，党内反对的人也立刻发出了质疑。
“湖霖，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么所追求的东西内部就不能自洽了。救济是道德，按这样说，凭什么让劳动致富的富人去养活穷人？救济法本来就不合理，但是道德上还是要做的。”
“但就像是你说的，如果取消了人头税、实行你所说的按照收入缴税，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这样，凭什么咱们还要追求更多人拥有票权的资格？咱们以什么理由追求平等票权？”
“按你这样说，缴税多的人，自然就应该有更多的权利；缴税少的人自然就该拥有更少的权利。”
“况且，富裕的人必然是聪慧的、勤劳的，追求道德的福利可以，但是管理、统治的人，必须是富人。因为如果你连富人都当不上，凭什么你就能管好一个郡县呢？”
“我们支持道德经济和救助，也同情那些穷人的遭遇。但是，做事情必须讲道理。如果实行了救济法累进税，那么就不能追求票权平等；反之，如果不实行累进税，所有人缴税相同，才可以去追求票权平等。”
……大致上，在邀请的都城的那些人来到之前，党派内部就在争吵这样类似的问题。
这也是必须要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意识形态的原因。
一个简单的事，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理论作为支撑，内部逻辑是难以自洽的。
新时代的东西，必须另起炉灶。就像是君权神授一样，需要找出一个新的理论支撑点，来证明自己追求的人权、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逻辑自洽的。
以君权神授作为正义，那么必然无法从内部得到想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这个结论。虽然这里没有君权神授，但旧时代的一切却仍旧存在。新时代的变革是双元的，既有生产力的革命，也有思想的革命。
一个小小的关于税收与权利的讨论，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一角折射出的所隐藏的东西，宏大无比。
没有一场百家争鸣，不可能融化之后另起炉灶。而没有一场自发的百家争鸣，总会给人一种舶来品的感觉，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所讨论的，还是那些东西。
人性善恶、民权君权、私产公产、私权集权……只是在不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之下得出了结论不同、被认同的论点也不相同、不同传统文化下的表达方式更不同而已。
早熟的结果是悲剧，错过的结果一样是悲剧。
这场讨论陈健没有参加，而是忙着这场变革的经济基础，为这些人继续创造一个试验场，让他们有足够的观察和得出结论的机会。
这里有姬夏学宫没有稷下学宫，陈健觉得就把闽城当成新时代开启之前的稷下学宫吧，让那些思想在这个温床上慢慢成长，激烈交锋，辩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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