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战争环境中，水力所具有的意义毋庸置疑。尤其是每逢南北对峙的情况下，对水道的控制和利用，更是会经常主导战事乃至于国运的走向！
寿春之地的攻防，如果仅仅只是执着于正面战场的胜负，无疑是罔顾这天赐的绝佳地理环境。而如果不将地理条件运用到极限，那么此地或弃或守，也就都不具备原本的意义。
北强南弱是这个年代难以逾越过的天然限制，北方一旦有强大的军事集团兴起，甚至都不需要对中原之地形成完全一家独大的统治，就能对南面政权形成实力上的压制。
但就算是如此，一旦分裂对峙的态势形成，想要南征建功，完成南北的统一，非厉兵秣马、统筹经年，还要等到南面政权腐朽到极致而不能为。人力之外，尚要仰仗于天时，这就是因为南面政权拥有着绝对的地理优势。江淮为天堑，庸碌不能渡。
天地自有伟力，很多时候都是人力所不能企及的无奈。在南北朝这段大乱世中，战斗前线绝大多数时候都被维持在淮水一线，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历朝历代有识之士的贯彻执行，沿淮各镇即便短期丢失，也都很快被再次收回，北面很难长久占据。
一直到了齐梁交替时期，当时南朝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阳投降于北魏，这给南朝的防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梁武帝萧衍得位初期针对北面用事，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收复淮南地，但每每都以失败告终。受困于此，萧衍甚至动念于淮中之地广修堰埭，要一举淹没掉合肥、寿春等地。
但这构想工程耗费巨大，加之北魏强兵阻止，最终不能成事。而类似的计谋，早在三国时期吴主孙权就有使用而为东吴军队所执行。
但在这过程中，南梁军队并非一无作为。在这一场战争中，南朝自有一批名将如有“韦虎”之称的韦睿等，用兵巧妙，多积小胜，但因主将怯战不敢勇进，乃至于临阵脱逃，致使大好局面一朝崩毁。南梁军队不只不能保住胜果，反而不得不败退于内，而北魏则趁势攻起，大有一路攻临大江之势。
在这一场追击过程中，南梁军队困守临淮之钟离城，北魏十数万大军围攻此孤城。而在这围攻过程中，南梁军队各部也有驰援，但却困于魏兵势大而难解围。届时暴雨倾盆，淮水大涨七尺有余，南梁军队因势大进，大破魏军于钟离。
钟离之战乃是南朝元嘉北伐失败之后，南北交战中屈指可数的一次大胜。虽然双方投入兵力对比并不及淝水之战那么悬殊，在后世名气也远远比不上淝水之战，但对当时局面之影响深刻，并不逊于淝水之战的影响。
此一战后，北魏内部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叛乱此起彼伏，并最终诱发了六镇叛乱。而南梁立国未久，也是经由此胜震慑内外局面，又获取了几十年的国运延续。如果不是侫佛过甚，加之侯景之乱令得山河破败，功业俱毁，梁武帝萧衍一生无疑要更光彩一些。
这些身前生后事，沈哲子不能尽知，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合适的时机使用合适的策略。
羯胡南来之势凶猛，而石虎用兵之暴虐也超乎人之想象。大概在其人心目中大概就根本没有人命这一概念，而对拼人命消耗，对于淮南军则是最为恶劣的局面。如果本就不多的兵力为了死守颖口而折损太多，那么防守颖口的意义将不复存，而且最终也未必能够守住。
但哪怕是放弃，也绝不能够让羯胡如此轻易得手。石虎对于水患显然也是有着认知和提防，结营分散以游骑勾连固防。无论施用水火，都很难取得大的战果。但当颖口攻破在即，其人终于因此麻痹轻敌。
而沈哲子也绝不辜负其人期望，在寿春的防守中充分认识且利用到水力的优势，大决四野堰埭，淮水因此暴涨，很快便冲破北面本就没有经过多少修缮营葺的简陋堤岸。大水汹涌，席卷而来，很快便漫过颖口直接冲向营垒内外所集结的数万兵众。
此时本就在晚间，加之营垒内外地势局促狭窄，奴兵大量虬结成团，旗鼓号令本就混乱。昏暗中惊涛骇浪直涌而来，兵众或进或退，惊呼嚎叫，阵势不免更加混乱。除了尚在远处集结并未靠近的兵众还有时间转身飞奔逃往，集结在营垒内外的兵众几乎无一幸免，俱被水浪覆灭头顶，扑倒于途！
再怎么凶悍的军队，怎样的势不可挡，面对滔滔水浪的席卷冲击，也与土石没有差别，甚至处境较之土石还要恶劣得多。泥土碎石只是随波逐流，而这些落水兵众们则是极力挣扎，在澎湃的水流中沉浮不定，手足舞动想要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物体。
而就在这挣扎的过程中，许多原本略通水性，有可能躲过灭顶之灾的奴兵们，也都被挣扎中的同伴拉扯手足，肢体纠缠扭打，不乏互溺而亡！
盛夏淮水本就大涨，早前淮南军又多修筑分流泄洪之堰埭，此时堰埭尽决，盛水倒卷，河溃之势尤烈于万马奔腾。很快颖口这一片地势本就不高的区域便尽被洪水所淹没，同时水势还在向更远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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