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商队倒霉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商业小团伙的倒台，一个商业小团伙倒台，意味着几十号人乃至上百号人的生计成了问题。
做不了商业了，那就只能回归农业混口饭吃。
家里有土地的还算是幸运的，还能回家做农活，有口饭吃，家人不至于眼睁睁看着自家血亲饿死，一人挤出一口粮食给他吃，人就活下来了，问题就能延后解决了。
可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
这年头安土重迁，能在家里做农活谁不愿意呢？
能到城里面做活儿谋生的，往往是家里没有土地了，家里土地给强势的地主用各种手段抢走了，无奈之下只能拖家带口到城市里做小工赚点吃饭的钱。
就这日子也是紧巴巴，一家人小心翼翼过日子，一文钱掰成两半花，能省一点是一点，扣扣索索的攒下一点点钱来，十分不容易。
市场稳定的时候，倒也不至于吃不上饭，偶尔效益好的时候遇到有点良心的主家，还能赏点钱，那就能开荤吃点好的。
然而市场一旦出现波动，问题就大了，没活做了，也就没了收入，吃饭也就有了问题。
家里人少还能扛一阵子，家里人要是多，那真是要命，家里要是再有几个长身体的孩子，那更是要了老命了。
这年头也没什么低保概念，也没什么失业金保险金国家兜底福利，说是有各种救济设施，官府也吹的天花乱坠，但要真是有用，还会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吗？
简单来说，那就是出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着，上面人才不会管底下人死活。
随着时间推移，成都府的失业人口越来越多，上街找事情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市面上能做的事情却越来越少，招人的商家、大户人家也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人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瘫在街道两旁，眼睛里全是浓的化不开的愁绪，完全不知道明天的路该怎么走，不知道下一顿饭在什么地方能搞到。
然而这第一批失业人口的出现只是开始而已。
随着明国与江南国对川蜀进行全面经济封锁的消息逐渐传播，川蜀内部市场受到了强烈冲击。
被经济封锁，也就预示着无法从外部获得收入，所有商业行为只能内部循环，只能从内部进行商业活动，而内部商业消化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商品生产出来是要消费的。
失去了经济流通和外部市场，没有实际生产力和消费能力支撑的虚假经济繁荣瞬间就被打回了原形。
最先倒霉的也就是最繁荣和最依赖外部市场的丝织行业，一个经济封锁直接把丝织行业干死九成，大量从业人员失业或者即将失业，连一些经营规模不大的商家本家都面临破产危险。
然后是城市里那些做工商业人口生意的小商家，小饭馆、街边行脚摊子之类的。
他们做的就是城镇市民阶层的生意，而庞大的工商业人口失去了工作，没钱来照顾他们的生意了，他们的生意也就做不下去了。
随着经济封锁的消息进一步传播，越来越多的商家恐惧于生意不能继续下去，为了不亏钱，只能主动辞退店员关闭店面，停止经营。
又一批失业人口出现了。
城镇失业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没有生计，他们只能互相争抢少得可怜的工作机会，彼此之间拼命内卷，试图把其他人挤下去。
尽管如此，机会还是越来越少，吃不上饭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川蜀社会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迹象。
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苏咏霖早就预料到了。
对川蜀商品经济的打击会让川蜀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短期来看会引发城市工商业劳动者也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的反抗，长期来看必然会引起川蜀的农民起义。
商品经济破灭之后无法获得足够资金的成都朝廷必然把手伸到土地上，而打击豪强大户的能耐他们是没有的，只能欺负自耕农。
农民会躺平任由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吗？
起义是必然的。
而这就是他要的成果，他要在川蜀重现当年赵玉成在江西的成功。
明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是军队吗？
不是，是一套足以摧毁整个封建社会运转规则的全新思想理论体系，是可以埋葬这个陈腐世界的思想武器。
有了这套理论和这把思想武器，人在哪里，组织就在哪里，组织在哪里，斗争就在哪里。
就和当年江西的事情一样，虽然明国还不能直接派兵干预，但是他们可以做到成都朝廷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对成都朝廷发起经济封锁的同时，苏咏霖着手开始组织复兴会川蜀分部，他亲自着手挑选人才，准备给这个分部安排一些政工干部、军事干部和经济干部，该有的都要有。
然后大家伙儿一起集中学习一下川蜀的具体情况，了解一下川蜀社会，等到了川蜀联系一下当地天网军密探，考察一下，就能快速形成战斗力，建立起战斗力量，建立根据地，开始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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