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下葬半个月后。
天津街头。
一群带着红袖箍的青年，犹如搜寻猎物的猎犬，见到有关着门的店铺就立马冲上去砸门。
“哐哐哐！”
“开门，开门！不开门就查封铺子了！”
连续敲门好几分钟，结果还是没人应声，因为老板、掌柜和店伙计都回家过年去了。
领头者愤怒地下令道：“贴封条！去下一家。”
一个青年手提装满浆糊的小桶，用刷子蘸浆糊涂抹在门上，另一个青年则掏出封条贴好，封条的落款是——国党天津党部。
这些人贴完封条，立即冲向下一家，敲了几下终于把店门敲开。
“嘛事啊？这大清早的。”店伙计揉着惺忪睡眼开门，问道，“你们是谁？”
一个青年回答：“国党天津党部行动队，这是我们刘队长！”
刘队长质问道：“政府三令五申，春节期间不许放假，所有店铺必须开门。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春节？哦，你是说过年啊。”店伙计终于反应过来。
民国以前，是没有春节这说法的。
袁世凯上台后，把元旦节（大年初一）挪到西历1月1日，导致中国人的传统元旦没有了正式称呼。为了照顾国人的感情，于是政府就生造出“春节”一词。
但“春节”并不流行，很多国人都不知道“春节”是啥。
直到今年，南京国民政府用法律形式将大年初一定为“春节”，这才使春节有了官方背书，逐渐被国人所接受。
这是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的第一个春节，执行力度非常大，硬性规定所有商铺不得歇业放假，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罚。
刘队长宣读了政府规定，对店伙计说：“贵店违反政策，罚款50元，快把你们老板或者掌柜叫来！”
店伙计也是个聪明鬼，他眼珠子一转，抱怨道：“唉哟，长官，我们掌柜的生病，让我今天准时开店。你看我就是贪睡，把大事都耽误了，我马上开门营业，马上。”
“少给我狡辩，快交罚款！”刘队长厉声道。
店伙计辩解说：“政府只规定了过年要营业，也没说几点开始营业啊。我只是起床晚了，马上就开店。”
不论如何，这个解释非常合理，算是钻了政策的空子。
但如今可不是什么讲理的年月，刘队长懒得多话，直接说：“抓起来，联系他们老板。拒缴罚款，对抗中央政令，加罚20大洋！”
“长官，冤枉啊！”店伙计大声疾呼，却被天津党部行动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拖走。
周赫煊坐在小轿车上，看到这一幕只能摇头叹息，民国时代西化得太过分了，似乎一切传统风俗都是落后腐朽的东西。
就拿中国人的礼节来说，废除跪拜礼自然无可厚非，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就连作揖礼也被一并废除。作揖礼相当于中国人的握手礼，这有什么好废止的？也没见日本人废除鞠躬礼啊。
政府管得有点太宽了。
政府官员之间，不许称呼对方的“字”、“号”，必须喊彼此的职务。民间普遍称呼“先生”或“君”，团体内部互称为“同志”，妇女则称为“夫人”、“女士”、“小姐”。
老爷、大人、主子之类的腐朽称谓一律废除。
当然，这种规定管得不严，就连袁世凯、常凯申都各种称呼对方字号。
小轿车继续前行，在《大公报》报馆门口停下。
周赫煊带着廖雅泉，亲自给社员们发放春节慰问品，至于中华广播电台那边，则由张乐怡去处理。
“春节快乐！”
“恭喜发财！”
众人乐呵呵地彼此问候，虽然过年没有放假，但也是喜气十足。
不过有人却带着煞气，朱湘半上午来到报馆，对周赫煊说：“希望教育基金贪腐一案查清楚了。”
“具体什么情况？”周赫煊问。
朱湘脸色冰冷地说：“那些人做得很隐秘，我聘请一个老账房、一个西式会计，足足查了4个月，发现账本完全没有问题。你猜这帮蛀虫是怎么贪污的？”
周赫煊笑问：“说说看。”
朱湘道：“他们勾结商人，在建造校舍、购买教学用品、购买营养午餐食材方面，以次充好，谎报高价。不仅如此，他们还虚造教员名额，靠吃空饷来敛财。我这几个月里，走访了62所希望小学，发现虚造的教员多达87个。还有，他们还安排亲朋好友担任新建学校的副校长，但这些副校长是不用上班的，空领工资。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去年至少有18万元，属于不合理支出。文绣副会长虽然多方奔走筹款，但也经不住那些蛀虫消耗，如今希望教育基金会的资金只剩下6万3千多元。”
周赫煊问：“你认为该如何处置？”
朱湘的眼睛里透出狠辣的光彩，说道：“报官起诉，希望基金委员会的秘书长难辞其咎，至少也得蹲上20年大牢。还有负责采购，安排人事的责任人，一律都要严惩！所有相关人员给予警告，自动退还赃款者，扣除他们半年的工资。不自觉的交给法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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