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御书房内。
穿着粗布龙袍的崇祯皇帝，听完了锦衣卫百户裴纶和总旗蒋之鄂的陈述，顿时勃然大怒。
洪承畴兵败，葬送十三万精锐明军，使得大明在与满清的战争中，彻底处于被动。
虽说洪承畴没死，被困在松山，但是崇祯已经没有能力，去救援洪承畴。
为此，崇祯皇帝只能含泪，提前宣布洪承畴的死讯。
这令崇祯十分不甘，不愿意承认松锦会战失败，自然也不愿意承认正是他几道诏书，令洪承畴“刻期进兵”，又遣兵部职方司主事马绍愉，郎中张若麟前往敦促开战，造成洪承畴大军前出，前重后轻，被黄台吉抓主战机，最终大败。
崇祯认为自己很冤枉，同样要求速战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首辅周延儒，则很惶恐。
以皇帝的习惯，这个时候，肯定要找人出来背锅。
两人也感到冤枉，他们支持速决，乃是无奈之举。
北方糜烂，朝廷钱粮都是从南方转运而来，明朝国库空虚，根本无法支持洪承畴和十三万明军稳扎稳打，再拖下去，后方补给跟不上，明军就只能退回山海关，所以两人只能要求，洪承畴尽快决战。
现在战打输了，自然要找原因，两人自是瑟瑟发抖，害怕皇帝杀他们顶罪。
此时，两人跪在书房内，听了裴纶的陈述，不禁侧头对视一眼。
作为朝中大佬，能在东林党遍布朝野的情况下，依旧得到皇帝眷顾，入阁拜相，掌握朝廷的大佬，自然都是政治斗争的高手。
周延儒内心不禁大喜，心道：“高欢真是个好同志啊！”
两人对视一眼，已经有了主意，陈尚书立时甩锅道：“陛下，松锦大战失利，关键乃是朝廷钱粮不济，无法支持洪督师久战。陛下才迫不得已，催促洪都师开战。此前，河南、山东流贼、土寇作乱，影响漕运，且漕运消耗过大，臣建议自海上运输钱粮，可是却被侯询等人否决。若是能恢复海运，朝廷能调动江南钱粮，便不会有此一败。”
从崇祯十二年开始，内阁中书舍人，沈廷扬便开始上书，建议朝廷恢复海运，来解决辽东钱粮，不过却遭到江浙走私海商，还有漕运衙门的反对。
到十三年六月，在崇祯和内阁的支持下，朝中才达成妥协，加沈廷扬为户部郎中，率领两艘船，载数百石粮食，从淮安出海，将粮食运抵天津。
本来漕粮海运，能为明朝钱粮运送减少损耗，方便运送，可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反对，本来可以从上海、崇明、杭州等地直接起航，改成非要先走运河，运到淮安，再从淮安驶出淮河，前往天津。
而且，第一批船，仅有两艘，几乎等于没有。
今岁国库空虚，钱粮告急，陈新甲焦急之下，便再次提议，东林党却给他来了一招，釜底抽薪，把沈廷扬排挤出户部，明升暗降，升为光禄寺少卿。
此时航海是个技术活，需要有懂航海的人，才能去执行。
沈廷扬乃是崇明人，祖上就是跑沙船的，而他对内河航运，还有海上运输都十分精通，明白其中利弊，才会上书请议海上漕运。
现在东林党人，把沈廷扬从管钱粮的户部，赶到管理祭祀、宴会、膳羞之事的光禄寺，接手的官员不懂海运，便让漕粮海运，始终停留在讨论上。
陈新甲的话，表面是为皇帝开脱，其实是为自己开脱。
要不是东林党阻拦，朝廷能从海上运送钱粮，陛下也就不用急着催促，洪督师开战了。
崇祯潜意识里，正想为松锦大战失败，寻找替罪羊，听了陈新甲的话，立时为他打开了思路，“不错，松锦战败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朕催促洪爱卿，而是钱粮转运不及时。这都是侯询等人，阻碍漕粮海运之故。”
周延儒偷瞄一眼崇祯的神情，知道陈新甲开的一炮，起了作用，于是立刻添把柴道：“陛下，此前关内寇势，已被丁启睿、高名衡、高欢压制。丁启睿连败张献忠，高欢亦于河南数败闯贼，然而侯询却忽然举荐汪乔年出镇河南督师。臣原本以为，侯询举荐汪乔年，只是争功，今日听裴百户的陈述，才知道并非如此。”
说到这里，周延儒忽然满怀悲愤的磕头道：“陛下。臣要参侯询、汪乔年，养寇自重，为谋取私利，而不顾朝廷社稷！那汪乔年到了河南，不思剿灭流寇，反而牵制高欢，污蔑忠臣通敌，实则自己充当侯家的保护伞，暗中给闯贼输粮，赚取银钱牟利。正是汪乔年、侯询之辈，从中作梗，才使得闯贼声势大振。若是没有二贼暗中助贼，朝廷或已经扑灭闯贼。而中原一定，朝廷本可权力对付建奴，解锦州之围。这次解围失败，便是因为河南剿寇，分化了朝廷的兵力和钱粮啊！”
绕了一圈，周延儒成功将松锦战败的责任，推到了汪乔年、侯询暗中通闯，剿寇不力上。
崇祯听了两人之言，越想越气，如果朝廷平定了闯贼，如果从海上输送粮饷，他便能集中力量打松锦之战，就有足够的钱粮，供应前线，明军就不会惨遭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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