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多,这些官员还变着法来逃税。对于一些大地主来说,他们的家族中往往有大官,一个小小的收税官是不敢强行去收税的,于是很多小户就依附于这些大地主来逃税。官府为了完成赋税,不得不把官员、大地主家逃掉的税赋转嫁到普通农户、佃户头上。
以上几个原因就造成了农户需缴纳的田赋每年都不一样,逐年上涨。
万历年间,江南地区有80%的田地归于士绅。万历三十八年,任苏州巡抚的徐民式看出了端倪,下令各府清查土地,并进行了“均田均役”的改革,让江南的士绅承担起繁重的粮役,减轻了普通贫苦百姓的徭役负担,缓解了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
江南地区亩产量比较高,且工商业发达,稍微增加点税赋还能忍受,但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的亩产量就少多了,而且基本没工商业。这些地方的豪族、藩王不仅肆意兼并土地,扩大免税田亩,或隐瞒需赋税田亩,将把向朝廷缴纳的赋税转嫁给贫民,增加贫民负担,造成大量农民破产,流离失所。一旦有人振臂高呼,破产农民能不反吗?
以上税率还没包括加征的辽饷、剿饷、练饷。崇祯4年开始征收辽饷,每亩加收1分2厘。崇祯10年起,加收剿饷,每亩加派米6合,后每亩又加派1分9厘4丝。崇祯12年起,为训练边兵,田赋每亩加征1分(练饷)。这“三饷”合计为每亩4分1厘4丝加6合米。如不缴6合米,可按每石米0.9两折银,6合米折银5里4丝,则“三饷”折银4分6里8丝。这个“三饷”因各地豪族将负担转嫁给普通农户,摊牌到农户头上后,往往是2-4倍。像刘云龙所在的水车浜村,即使没啥豪族,今年的“三饷”就要每亩8分4里2丝。
苏州除了承担重赋外,还承担巨额上贡、徭役。
朝廷对苏州征收田赋外,还要求苏州上贡各类物品,上贡的物品有黄蜡、芽茶(即后世的碧螺春茶叶)、牛皮、银朱(即朱砂)、硫磺、生漆、桐油、灯草、棉布、金砖(即陆慕官窑烧制的金砖)、蟋蟀盆。
陆慕官窑烧制的金砖是不许地方上用的,必须上贡给朝廷使用。
即使近几年战乱不断,皇室每年要苏州上贡蟋蟀盆,今年要求苏州上贡2万只蟋蟀盆。斗蟋蟀完全是玩物丧志,也不知道皇宫里的人是哪来的闲心,还有心思玩蟋蟀。
苏州地方上不产马、铜、锡,朝廷每年还要求苏州府上贡900匹马、6000斤铜和锡。万历初期,每匹马的价格在10两左右,到了今年(崇祯十三年,即1liu40年),每匹马的价格上涨到50两,是水牛价格的2.5倍。
这些上贡物品自然由苏州府采购后,摊派到每一个人头上。崇祯初期,贡品每年折银6万两银子,到了今年仅900匹马就需要4.5万两,上贡物品折银猛增到12万两,人均摊派0.051两。这些摊派是由苏州府籍的人承担的,流落到苏州府的20多万难民是不用承担的。
苏州缴纳的田赋和上贡的物品,并不是由朝廷出钱出力解运的,而是由苏州府自己出人、出力把田赋、贡品押往京城。
苏州是把田赋、贡品通过京杭大运河来解运的。京杭大运河并不是常年通航的,济宁以北,每年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是冰封期,该段时间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停运的。每年的四月是扬州府、淮安府向北京运送漕粮和贡品,五月是苏州府、松江府,六月是嘉兴、湖州府,以此类推,到十月底漕运船必须返回,否则就回不了南方了。
朝廷对苏州征收的田赋越多,苏州人付出的解运费越多,以往由粮长率队带人把田赋押往北京,不仅要自己解决沿途食宿,还要应付沿途各关卡的勒索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从京城一个来回往往需要1500两银子,经济实力小的粮长,从京城回来后,说不定就破产了。
也就是说在重赋压迫之下,地主和普通农民都是受害者。嘉靖年间出生于嘉定县的归有光对此曾有记录“今数十年来,吴民困于横暴之诛求,富家豪户往往罄然”。
今年五月解往京城的稻米达175万石,为防止稻米在运输途中受潮,朝廷规定每条运稻米的漕运船只能装运500石大米,需要装船3500艘次,每条船需要12-15个人,1个掌舵,2个撑篙,其余人在岸上拉纤挽舟。大家算算这175万石稻米需要多少人力?
苏州人承担的徭役主要是把田赋和上贡物品押往京城。自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后,田赋和贡品的解运可以折银。这些徭役属于正役,前几年苏州府正役折银为10万两左右,今年正役的折银为14万两,人均摊牌0.06两。
正役之外还有杂役。比如运河河道的疏浚、驳岸和码头的修复,这是属于朝廷摊派的杂役,即为中yang杂役。
另外由于明朝对苏州实行的两税制(即中yang税、地方税)与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征收的岁赋,只需上交中yang60%,自己可留存40%,即上交中yang的赋税与地方留存的赋税比例为6:4,而苏州府征收的岁赋,90%须上交中yang,10%留存府用,即上交中yang的赋税与地方留存的赋税比例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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