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民军得势不饶人，28日清晨，人民军海军陆战1旅前锋一个营逼近重庆南麓大渡口，守军始终未接明白口令，竟然干脆将枪一扔，甩手让开大路，任由人民军通过。
待刘湘得知消息时，满载兵员的运输舰已将全副武装的人民军21军一个师抵进重庆城下，等待其最后决策了。
这样也好，至少事态的发展让刘湘的心态由“要不要抗拒”变成“如何配合好人民军进行善后”了。这样一来，人民军对川中的掌握就更加顺利了。而且为了表示诚意，刘湘主动发出通电，表示愿意归顺中央，将全部军队交由人民军改编，自己安心做国民。
对刘湘这个人，虽然此时和自己是对手，张汉卿还是很尊重的。要知道此人在正史上是因抗战名流青史的，当时刘湘抱病率数万川军子弟，徒步千里，出川抗日，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及第23集团军总司令，《壮士出川》就描绘了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刘湘因胃病在汉口去世，并留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后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算是用波澜壮阔的轰烈，为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张汉卿对这样一位深明民族大义的军人其实是非常敬重的。在他看来，即使是军阀，也有远比现代所谓“哈日”、“哈韩”者值得关注与尊敬的地方：像张作霖、吴佩孚、曹锟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没少干过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但是一旦关系到民族大义上，那是绝对不含糊的。
所以在得知重庆和平归顺，大喜过望。这不但开了一个好头，也在川滇桂各用兵方向上开了一个口子，更让各方观望的气氛更浓厚了。
能够不战而胜，是最好的胜利----中华民族已经多灾多难了，同胞的鲜血染得再多也绝不算是赫赫军功。
榜样要竖起来。所以张汉卿通电赞扬刘湘“识大体，爱国家，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并表示“刘湘所部将改编为人民军驻川武警总队，由刘湘任司令，归即将成立的成都军区管辖。”其它诸侯见实力最大的刘湘已归降，纷纷放下武器，依样画瓢。
于是川中平服，只有刘文辉盘踞在川南，左右摇摆，并将主力渐调往川西，似有形势不妙即西窜康定等地自立为王之意。
心腹大患既平，对刘文辉这等疥癣小疾已不在话下。10月2日，张汉卿坐军舰自汉口抵达重庆，开始布置对滇、黔战事。川军大将刘湘、杨森均诚惶诚恐，大张旗鼓迎接以示郑重。
张汉卿则尽展少帅风度，对川军降将极尽恩荣，称赞刘、杨为平川功臣，并以杨森为新成立的人民军第35军军长，与商震一道出川，要强渡乌江，平定贵州。
千帆竞过，百舸争流。人民军第18、21、9、11共4个军主力近10万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乌江、三岔河、鸭池河等地，只用了3天便分别攻破滇军北、西、东三条防线。袁祖铭败兵如蚁穴溃堤，一发不可收拾，不得已通电下野，拱手让出贵州全境。
看到分则两害，胡若愚在31日于昆明东郊大板桥与龙云言和，商定以和平为基调，仍让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准备将龙释放。
张汉卿难得这一天赐良机，怎能让龙云这只老虎重新焕发生机？他一面直指胡若愚部为叛军，派兵抢占川南攀枝花要地、要兴兵“围剿”，使之不敢轻易释放龙云，一面以重兵进入昆明，安抚百姓、挤压龙云军的生存空间。
在昆明，张汉卿利用云南百姓对唐继尧护国之功的感念，重新将唐继尧这面大旗搬了出来，以抵消龙云的影响力。他报请中央政|府，明令褒扬，在昆明大观楼铸造了唐之铜像，并举行国葬。同时为民请命，修建唐继尧墓。
鉴于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功勋，张汉卿亲自提写挽联“功业须当垂永久，风云常为护储胥”，这是对这位辛亥元勋最好的纪念，也是对这段历史的告别。
因龙云尚陷囫囹，因此对其云南省主席兼军长的诺言便无法兑现。张汉卿一面与胡若愚“交涉”，一面将胡瑛指挥下的滇军38|军拆、调、换、退，并改编为人民军第34军。
等到10月6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所谓第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代理主席时，属下尽去，换上清一色的人民军将领。
龙云也是一代枭雄，能屈能伸，遂以威不孚众为由，请辞军长职务。张汉卿“坚请”无效，只得重新委任奉军老将荆德文为军长，但仍以龙云为云南省主席。
龙云旧部在胡瑛指挥下大败胡若愚、张汝骥，15日将胡若愚驱退川南依附刘文辉。
刘文辉，字自干、病虞，为大地主刘文彩之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中逐步壮大势力，后来和堂侄刘湘一起成为四川最有实力的两个军阀，刘文辉占据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刘湘占据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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