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京城以往兴隆的娱乐场馆满城红袖招生意暴跌，虽不说门可罗雀，来的大爷们也突然个个变成了不玩真枪实干的嘴君手君，有不要脸的还对姑娘们说什么大爷最近在修身养性不沾荤腥要当个对得起家中丑妻的正经好男人云云。
但姑娘们可不是好哄骗的，很快发现了这些大爷不可说的共同秘密，惊愕不解，暗中嘲讽活该，就是这耽误赚钱就不好了。让人着急。
却不知满京城的富贵人又有了新的惊惧发现：京城众多的大夫在不知不觉中也大多没影了。连御医也因各种理由不知不觉少了大半。剩下的寥寥御医和大夫都是些无良缺德小人之辈，其中不乏医术好手，但没一个能瞧准病因医治他们的。
到了这时候，就是最蠢再无知，富贵们也清楚人都流去那里了，这一下更深切感受到大宋江山的萧瑟寒意。
他们没察觉的是，府上那些饱受奴役之苦的丫环奴仆也纷纷在暗中准备有机会就逃离他们这种人没任何希望的大宋。
梁山上的赵岳此时并不知道东京发生的侯府事件，更不知道时迁等把东京城制造成了富贵太监集中营。
下面的人都知道普济亲王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很忙，不需要赵岳动手的事就尽量不让赵岳知道而分心受累，直到京城侯府的人实际选择的是陆路骑马分而不散绕道而行，而不是皇帝和大臣们判断的必定押银子走运河，轻易躲过了皇帝安排的水路劫杀迅速返回了沧州老家，才发了电报通知报告了梁山这边一切顺利。
那些赶货车骑光背马逃走的车夫实际是化装改了模样的杨林手下的精锐人手，找个地方丢下不稀得要的宋马，洗了脸，去了胡子等伪装，变回原来模样，又三三两两溜溜达达轻松返回了京城继续扮演在东京的各种角色。
至于后一件事，手段属于不可说的下三滥，这是间谍组织的事，间谍头子们很自觉地不对领袖们说，自己悄悄干。
领袖们总是伟大光明正义的，不会干下三滥的事，这个形象必须保持，若有脏活自然由下面人去策划去完成，若事有泄露也不干领导的事，下面必须担着，而间谍组织就是专业干脏活的，手段不分高尚还是猥琐，没那么些讲究，有效，利国就好。
实际上赵岳半点也不在意下三滥不下三滥。
他若是知道间谍组织不但把东京富贵达人改造了，金国、西夏、契丹、倭岛……也是目标，而且凶暴的前两者已经在喝着美酒香茶中不知不觉慢慢遭殃，成为药品试验地区的倭岛权贵更是最先享受了这待遇，不但不会厌恶这手，还会大力表扬。
政治是要讲究光明正义，要讲人道讲文明，但对敌，尤其是对敌国真穷讲究公正光明人道，那就是要面子不要里子了。
政治本身就是两面性的，有阳光一面，也有冷酷黑暗一面。那是最险恶的人类游戏。
可怕的是统治者对内冷酷不要脸，对外却公正人道光明，极讲究虚假无用脸面。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对本国人标榜自己是内圣外王，后世也得到吹捧，实际却多是内霸外圣，对外更圣了，对内不择手段，对外公正大度人道仁慈。这一方面常常是弄不过外国，只能圣，另一方面则是扭曲的儒教民族精神传统形成的虚荣必然。
唐宗汉武之所以成为中国人追捧的骄傲，是这两帝王对外政策首先讲里子而不是虚荣面子。
唐太宗为政，按现代人标准看来政绩也就那么回事，国也没多强，民也不富，但按时代限制确实称得上难得的务实伟大非凡。
对外最狠，只求实利，干得最彻底，恨不能把敢侵犯中国利益的蛮子灭族的唯一帝王就是汉武帝了。
这位帝王是真正的霸道独夫，耗尽国力，损尽民财，从蛮子那抢了无数财富却都归自己手，皇家独占的牛羊战利品多得用不完，但就是牛羊老死了，烧了，也决不分给牺牲无数生命和辛劳的百姓分享点。
他太子儿子不赞同他的独，觉得父亲不仁慈不恤民，治国不应该这样，这位帝王就瞧不上儿子，觉得儿子太懦弱没帝王的霸气不配接位，最终性格即行事逻辑的必然，还是把贤德的皇后和太子全弄死了。
但，中国的庞大版图是务实的汉武帝最初建立的。
后世称他一声大帝就是他对外够狠够坚定并成功做到了。
可惜，自晋起兴起扭曲虚荣精神，名士穿着开裆裤（那时没内裤，你就想像那形象吧），吃药吃得弱不禁风虚幻自大虚荣，放浪形骸狂放高歌：我有震世大才，我是天纵奇才，我能耐大的名气大的可不受世俗法则约束，我写了治世经典，藏于深山，留待后世有缘者……
这种不要脸的要面子玩得五胡乱华，差点让汉民族绝种。
随后儒家兴起，从此走上另一条虚荣之路。
糟糕的是，对外大讲仁慈人道公正大度，把国家民族玩弱了软了愚昧落后了，还自觉是光明公正伟大的，凝固了行事的政治传统，无声无息影响着一代代统治者，干着自觉光明正义，实则要面子不要里子，还被世界不理解讽刺嘲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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