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大臣寇松见到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时候，心中总是有些芥蒂。但是在表面上，寇松对鲍德温首相还得保持尊敬，这让芥蒂难免的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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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鲍德温首相拿过英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阅读起来，寇松也有时间平复一下自己的不快。唐宁街的首相会议室很宽大，唐宁街建筑内的办公室都普遍有10-30平方，长方形的首相会议室面积超过70平方。
首相在会议室内的长桌长边的中央位置坐着，身边是首相秘书以及首相的政治顾问。内阁秘书长兼文官长则在靠近房门的长桌短边位置坐着，以方便自称‘卑微的社会公器’的文官首领进出会议室，协调首相的种种会议进程。
这个位置其实应该是寇松所有，至少寇松自己这么认为。在1923年5月，时任首相博纳·劳证实患上癌症，而且是绝症，于是他决定立时辞去首相一职。由于当时保守党主要的元老都身在内阁以外，因此就只有两位合适的人选，分别是时任外务大臣寇松勋爵和鲍德温。
然而事情却与寇松期待的不同，最终是鲍德温赢得了首相职务。寇松仔细打听后得知了一部分内情。
最终鲍德温当选了首相。寇松打听后得到了令他极为不快的内情，那些保守议员认为寇松对国内事务缺乏经验，部分人认为寇松为人讨厌。
可得到保守党议员支持的首相鲍德温却因为想推动贸易保护政策，也没能搞清楚何锐对统一中国的决心，上任半年时间就匆忙搞了重新选举，想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却没想到英国内部并不支持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在下院的席位数位从304席跌到了只余258席。相应的，工党得191席，而自由党亦得159席，席位大增。
经历了这场灾难性的1923年大选完结后，鲍德温仍然留任首相至1924年1月的新一届国会开幕大典。及后其政府因为不信任动议获通过而垮台，鲍德温也随之辞去首相一职。
寇松一直认为，如果是自己出任首相就绝不会闹出这种大笑话。根本不用触及国内增加保护性关税的问题，只要联合日本对何锐施压，就足以让何锐无法完成统一。这样的功绩自然能够赢得保守党稳定的大优势。
心中带着这样的不快，寇松就见首相已经快速浏览完外交部的报告。寇松收拾起心情，准备迎接首相的问询。
首相鲍德温有些迟疑，这份报告本身提供的对华思路相当强硬，要求何锐政权完全接受之前的国际地位，承认全部旧有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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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进入政坛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财政部门任职，对于何锐政权的理解自然是从财政入手。鲍德温能够非常清晰的搞明白，即便英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中国即便失去了关税收入，其国内快速好转的经济局面也使得中国财政状况整体好转。对英国来说，这个局面就呈现出另外一种形态。因为失去了在华的资产与特权，英国在这样的对峙中一直在遭受损失。从财政角度考虑，如此局面必须尽快结束。时间拖的越久，英国损失就越大。
心中做出了决定，鲍德温说道：“寇松先生，您作为杰出的外交家，难道没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办法么？”
寇松的确做了此类准备，但是他并不想拿出来。所以寇松答道：“阁下，您认为何锐政权不会被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绑架么？现在的外交努力只会让何锐政权认为大英帝国在示弱。”
“哦，不。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何锐政权想发展经济，他们就需要与大英帝国进行贸易。只要善于利用这方面的条件，英国就有机会让何锐政府与我们达成协议。”
“首相阁下，当下的首要任务是阻止何锐引发的连锁反应。”寇松表达了不同看法。
……
旁边的内阁秘书长看到这场面，一时不太确定首相与外交大臣是否互换了身份。本该持比较强硬态度的首相提出各种方案想尽可能的和平解决，而本该提出各种可行方案解决问题的外交大臣则持相当强硬的态度。
看了一阵，内阁秘书长决定装聋作哑一下。毕竟斯坦利·鲍德温的首相之路的确有些神奇，1924年鲍德温被迫下台后，上台的工党内阁竟然比鲍德温更加虚弱。随着英国舰队在中国被击沉，香港失陷等一系列的灾难，工党内阁在1924年10月倒台，经过重新大选，鲍德温再次上台。
在内阁秘书长看来，鲍德温是接受了工党倒台的教训，不想重蹈覆辙。如果能够用比较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鲍德温就不想挑起无意义的战争。
最终双方都没能让对方妥协，于是鲍德温率先提出了要求，“寇松先生，请你回去看看这些经济专家的分析报告，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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