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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之中，清流有不少，但君子并不多。
许多人会把“清流”与“君子”二者搞混，但实际上则是截然不同，清流之中确实有少数君子，但并不是所有清流都是君子，也并不是所有君子都是清流。
正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但那些清流官员又有几人没有结党？
仅是这一点，就能看出清流与君子的性质不同。
而且，清流与贪官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皆是追求名利二字，只不过清流们更在意“名”、贪官们更在乎“利”罢了。
而真正的君子，则是只看重“道义”与“公理”！
与此同时，君子们总是受到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也经常会遇到不择手段的小人打压，所以他们的庙堂地位普遍不高。
毕竟，官场就是一个充满算计、利益大于道德的地方，并不适合君子生存。
但君子们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他们就是官场的良心、底线、以及公信力，可谓是不可或缺。
对于这些君子，朱和坚、赵俊臣、德庆皇帝所使用的驾驭手段各有不同。
朱和坚乃是“投其所好”，就是把自己也扮作君子们的同类，降低君子们的心中戒备、争取君子们的认同与支持；
赵俊臣则是“利益结合”，也就是把君子们的志向融合到自己的某项计划之中，让君子们心甘情愿的为自己的计划出一份力；
而德庆皇帝，却是“道德绑架”，也就是利用君子们最在乎的“道义”二字，胁迫君子们为自己做事。
这三种手段之中，看似是赵俊臣的手段最为高明，但从实际效果而言，却是德庆皇帝的手段最为有效，而且也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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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庆皇帝此时所提到的张伯道，乃是刑部尚书张伯崇的亲弟，但他并非是“周党”一员，一向是态度中立、不偏不倚。
与杨洵一样，张伯道也是一位大儒、也是一位君子，目前也同样是辞官致仕、赋闲在家。
而且，张伯道的辞官缘由，还要更加“令人敬佩”。
在七八年前，张伯道担任浙江提督学道期间，浙江境内发生了一件“弑父案”。
当时的浙江嘉兴境内，有一名性情暴虐的醉汉，每次醉酒之后都要出手虐待妻儿，有一次他眼看着就要把妻儿二人活活打死，他的儿子终于是忍无可忍、出手反击，竟是失手打死了醉汉。
最开始，因为该名醉汉在嘉兴境内名声极差，他的儿子却是一位风评极佳的秀才，嘉兴官府审理案件之后，认为醉汉儿子的反击举动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与母亲，乃是情有可原，所以就只是夺去了他的功名、流放三百里。
然而，张伯道听说此事之后，竟是受到了极大刺激，完全无法认可嘉兴官府的审判结果，认为醉汉儿子乃是犯了恶逆之罪，必须要罪加一等、严惩不贷！
按照张伯道的说法，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作为一名儿子，若是受到父亲虐待就应该良言相劝，若是无法劝说就应该忍气吞声，若是无法忍耐就应该逃走躲避，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出手反击。
最终，在张伯道的极力主张之下，醉汉儿子被判了死刑，醉汉妻子也受了杖刑。
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张伯道却依然是不依不饶。
首先，张伯道挟以大义，强迫嘉兴府拆掉了一半城墙，以示本地百姓“无脸见人”之意；
随后，张伯道又弹劾了嘉兴知府，认为嘉兴知府治理无方、昏聩无能，造成了该地的道德败坏；
最后，张伯道则是主动辞官请罪，认为自己身为浙江提督学道，总揽浙江的教化与学务，结果治下竟是发生了秀才弑父之事，所以他本人也有严重失职失察的过失。
因为这件事情，张伯道受到了儒家各方的诸多赞誉，很快就名扬天下。
按照这个时代的标准，张伯道的这般做法可谓是“知行合一”，既是严于律人，也是严于律己，同样可以称之为“君子”。
但通过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张伯道与杨洵的理念冲突，可谓是天差地远、截然不同。
所以，杨洵听到德庆皇帝要任命张伯道为大理寺卿之后，顿时是大吃一惊、反应激烈，忍不住当场反驳。
德庆皇帝则是笑容不变，缓缓道：“朕也知道，你与张伯道的理念不同，对于你们这些当世大儒而言，一旦是发生了理念冲突，就必然是势不两立，把对方视若仇寇，但朕也有朕的考虑……
朕认为，下一任的大理寺卿，不仅要态度中立、立场公正，也必须要有作为、敢担当，最好还是德才兼备、威望服众！
而朕思来想去之后，发现只有你与张伯道二人完全符合这些条件……这样一来，若是你不愿意复仕为官，那朕也只能选择张伯道了。”
杨洵明白，德庆皇帝的这般说法，就是为了强迫他做出选择，不由是再次陷入了沉默。
片刻之后，杨洵突然抬头问道：“陛下，您对于臣近些年来的观念变化，可曾是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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