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云层更厚了，阳光暗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微风，不似刚才那么热了。
王宵猎抬头看了看天，又看着下面的众人。道：“下面我讲的可能有些无聊，想了好久，觉得还是讲一讲得好。你们最好是记下来，以后思考。我可能讲得对，也可能不对，需要你们参与。”
“《道德经》开篇即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有非常多种解释，我不知道哪一种正确。我也不知道老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本来是什么意思。我只讲我自己的理解，诸位可以参考。道囊括一切，我们生天地间，自然也在道的范围之中。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认识道。”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们可以认识道，但不能完全认识道。我们对道的认识，永远是部分。这一点看起来不重要，其实非常重要。由此知道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最少是不完全的。我们依据已经认识的，去推测整体，包括那些没有认识到的，永远不与事实相符。我们认为对的东西，从道的角度来说，都是错的。我们做事，必须非常清楚这一点才行。不要因为知道了一点知识，就觉得这世界没有自己不知道的，觉得自己全知全能了。”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给认识的世界起了非常多的名字。比如上面是天，脚下是地，地上有高山，有大河，有平原，诸般种种。必须非常清楚，这些名字是人起的，不是天地本来就有的。也必须非常清楚，由这些名字而总结出来的知识和规律，是来自于人，而不是来自于天地。”
名实之辨，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着名问题。比如白马非马，便是名家公孙龙的一个着名例子。王宵猎最喜欢讲的离坚白，是另一个例子。
这个问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核心之一。两千年后，其实也没有解决。名家绝不是一部分人所理解的诡辨之术，用后世的话说，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所以后世的人对这些人着作的注释，会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有些人还好，还有一部分哲学家，最喜欢给他们加朴素的某某主义的限定语。在加限定语的人看来，这样讲，是说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思想，是一种褒奖。而实际上，在读者眼中，就是加限定语的人觉得自己比这些人高明，让人觉得可笑。
中国思想从元朝之后，就很少有大的进步。明朝王阳明提出心学，也缺少前世学问的开拓性，并没有广为流传。而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思想流传泛围更小。等到了清朝，就是万马齐喑了。
这样的情况，等到清末面对西方入侵，中国文化是以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是西方文化没有学得十分精通，中国自己的文化又被抛弃了。
在自然科学中，这种事情非常明显，大家反而见怪不怪了。比如牛顿的引力定律，后来就有更加精确的相对论。相对论之后呢？人们还没有找出来。但在社会科学中，很多人就走不出来了。一谈人文问题，最喜欢讲柏拉图、亚力士多德，黑格尔、康德，还有些人喜欢讲更小众的哲学家，觉得这样讲特别有格调。说实话，这多是不懂装懂而已。
不同的文明，有对世界不同的看法，也有对人类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认为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应该有共同的过去，共同的现在和共同的未来，本来就不能算正确。
这个问题王宵猎想了很久，现在讲出来，觉得有许多话要讲。但等到开了口，又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看着众人，沉默了好一会。
“我们给这个世界的事务起了许多名字，这些名字都需要定义。如果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这些名字指代的事务，那么定义应该是精确的。但实际上，哪里有精确的定义呢？起个名字，本来只是说明这个世界这里与那里不同，这个东西与那个东西不同，这件事与那件事不同。定义当然应该有，指代也应该很明确。比如泰山与华山不同，两者与嵩山也不一样，这没有疑议。但一座山，它的边界在哪里，却是一个大问题。远看我们知道是泰山，但到底泰山的边界在哪里，却无法精确地划出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样子的叫作人。但什么样子才是人呢？又无法说清楚。”
“这个问题，我叫作有度而无界。有度我们才能把这个事务与其他事务分开，起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却没有清晰的边界，所有的边界，都是人为划上去的。而且，就是人为划个清晰的边界，这个边界却不清晰，总是会被新的发现突破。明白了这一点，就会避免在很多事情上犯错误。”
边界不清晰，容易被突破这件事，后世有个很形象的叫法，切香肠。你给一件事划条界线，敌人就总是在界线附近骚扰，时间久了，界线也就明存实亡。
这是世界的本质特性，不是谁狡滑，也不是谁老实。明确的边界，本就不应该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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