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妈妈拿着筷子在盘子里拨来拨去，基本每道菜都在不停的翻着，二哥跟白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两人时不时地也翻找着自己爱吃的菜，我跟华十安拿着筷子夹也不是，不夹也不是，我妈则一直陪着笑让阿芳妈妈多吃点，似乎自己却没有动筷子，而我哥也有些不知该如何下筷，阿芳好几次想开口，终究没有说出来，坐在那里满脸通红。
一桌人表情各异，想想也是有些滑稽，但毕竟两个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人，要在短时间内互相容纳对方也是不现实的，尤其是亲家这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双方在儿女的婚事上面，既对立又必须得统一，既是亲戚，又可能是相互算计的对手，倘若双方家庭实力相当，又都是一心为了儿女的，自然在礼金、婚事花销上面异议就小很多，你出房、我出车，你来十万，我回二十万，大家面子上好看，也不让自家孩子在对方家里低人一等。
但要是两家悬殊太大，又偏偏一方想狮子大开口，那就会制造出不小的矛盾，女方只管出人，却在彩礼上要出天价，男方家通常不会愿意，毕竟出得起大价钱的人家，对女方的要求自然也希望门当户对，即使儿子一心要娶，无奈同意，也会为日后的家庭矛盾埋下不小的祸根。
但阿芳不一样，她与我们相识于患难之中，如今虽然经济好了些，但对于她我们是有感恩之情的，无论如何都要给她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我们听她提起过，她家在贵州的一个深山里，很穷的那种，两间大土房，一间小厨房，小时候一个大屋里摆着三张大床，分别睡着阿芳的父母、两个哥哥、阿芳跟她的三姐，屋子正中央放着一张黑漆漆的小方桌，是用来吃饭的，阿芳说那张桌子永远是油乎乎的，而屋里阿芳父母的床下养着几只鸡，另外两张床下则各喂了一头大母猪，那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只等着快过年的时候卖上个好价钱。隔壁屋既睡着阿芳的爷爷奶奶，又是家里的杂货屋，里面堆放着稻谷、杂粮，还有生产的农具。
如今多年过去了，村里的条件有了些许改善，加上阿芳三姐很小就出去打工，挣了不少钱回来，后来认识了一个四川的男孩，两人结了婚，据说彩礼钱当时在村里确实挺可观的，阿芳父母便用这笔彩礼钱给阿芳的大哥讨了个老婆，再加上阿芳出去打工后，也寄了不少钱回家，慢慢地阿芳家的土房也变成了砖房。
大哥一共生了三个小孩子，第一胎是个女孩，第二胎和第三胎便是现在白叔带来的这两个，大哥跟大嫂长年在外务工，大女儿跟着父母在打工的那座城市读了农民工学校，据说条件很好，学费全免不说，每月有补贴。他们每月会寄些钱回来当作剩下这两孩子的生活费，而阿芳跟她三姐每月都会寄些钱留作父母的生活费用，所以日子也还过得去。
只是到了二哥的时候，家里的收入也仅够日常开支，要想娶亲，没个十万八万在当地来说，是讨不到老婆的，偏偏这二哥有些清高，前些年在上海、广东都打过工，见过了些世面，一般山里没文化、长得不好看的他看不上，他看上的女孩又嫌他家里穷，他又没有定性，打工的地方总是换来换去，这样自己也没能存上什么钱，一来二去，便耽误了青春，到了三十岁，还是光棍一个。
本来阿芳父母是想着阿芳能早点结婚，换来的彩礼钱可以给二儿子的婚事给定下来，谁知阿芳是个有主见的人，一直没有随便找人给嫁了，我猜测这里面可能是有先前发生的那起惨案的原因，但这却让阿芳父母对阿芳意见很大，眼看着二儿子跟小女儿已经成了村里人的笑柄，不由得也是急了，一直到最近几日联系上阿芳，再次催婚的时候，阿芳见实在被逼得不行，才跟父母交底，说是已经谈好了对象。
阿芳父母问了我哥以及我整个家庭的情况，便火急火燎的要来深圳与我们一家人见面，阿芳父母的意思很明显，这次来就是要将女儿的婚事给定下来，跟我妈商谈彩礼的事情。
吃完饭，我们将阿芳家人安顿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待他们都休息后才回来。
一进门，华十安就跑到厨房找些剩菜剩饭，端出来准备直接吃了，我妈连忙打了一下他的手，“别急，冰箱里的太凉了，我给你热热去。”
阿芳一脸的歉意地端起饭菜，“今天真是对不住大家，让你们都没吃上东西，我端去热热。”
我跟着走进厨房想帮帮忙，却见阿芳正在轻轻的抽泣，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秦姐，我今天觉得很难堪……”
“哪有能嫌弃自己父母的呢？也是因为重视你的婚事才会赶过来了解情况。”我安慰她，我能理解她的心境，但是只有我们不在意，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阿芳的愧疚感。
“不是的，他们这次来只想谈个好价钱，把我‘卖’给你们家后，好给我二哥娶亲。”
“那又怎样，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你在我们家是个无价之宝。”我见到阿芳开始犯“憨”，不由得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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