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警察全都拿过来放到一起，我们的管理是最苛刻的。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胡说。
做为合法的暴力机关，警察这个角色在国外那是真的充分展示着暴力两个字，他们的职能就是叫人害怕。
这里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警察真的是能动手绝对不逼逼，清空弹夹是他们唯一的操作。
什么暴打，暴摔，什么跪脖杀，都是小意思。
而且没有前摇，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明确的规范，只需要主观判断就可以。
民主国家嘛，相当自由。
而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那真是的左一个条例右一个纪律，稍不注意就会违规违纪。
当然了，说的是大多数哈，肯定不能代表全部，人一多了什么样的也有，暴力的肯定也是有的，咱们说的是普遍性。
就说这个开火权，在国内警察开枪太难了，难到让外国人感觉不可思议，感觉好变态。一群变态都感觉变态。
从枪支的管理到枪弹分离，再到子弹的严控和限制，还有各种复杂到看不懂的情况分析。
九十年代我们会经常看到被冲击被围堵被打都不敢开枪的新闻。
怎么说呢？就是管理，规定严重滞后，永远不能根据形势灵活变化，总是要等实在没办法了，出了事了，才拖拖拉拉的改一下，改的还不彻底。
九十年代连大街上的小混子和流氓都知道警察不敢开枪，所以相当猖狂。
不敢开枪不是怕打死人，而是怕受处分，也是不想写那种烦琐到极点的报告。
前面说过，我们不管干什么总是习惯了一刀切，从来不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把握，因为太麻烦，对老百姓是这样，对内部其实也是这样。
就像法条，总是模模糊糊还要带弹性，是写不清楚吗？
显然不是，是太麻烦了。
当办公从纸张手工变更到电脑打字的时候，无数的卷宗档案都消失了，原因就是嫌录入太累太麻烦，干脆扔那谁也不管了。
老百姓为什么办事难？麻烦呗。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啥也别弄有什么事了就忍着受着多好，大家都清净。就是这么个思维。
所以在相当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都是一种受害者有罪的思维，因为你会带来麻烦。
张铁军说让老陶去争取开火权，就是想推动改变一下，哪怕只改变一点点也好，总归是有了开头才能有后续。
这事儿他出不了头，不是他的职责范围。
但是改变是必须的。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钱好挣了，如果不是就业的机会多了，如果不是网络游戏出现了，说不上还要乱多久乱到什么程度。
方方面面都严重滞后，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从公安部出来，张铁军直接去了行动局。
行动局这边啊，还是有点偏了，起码在这会儿来说确实是偏了，不大便利。
这也是为什么张铁军要给行动局新建一座楼的原因，这边就当做训练基地用还是可以的，但是办公确实不大合适。
到时候把行政和训练，勤务分开。
“铁军。”罗基地长给张铁军敬礼。
现在老罗全家也都迁到京城来了，就住在基地后面的家属院儿。
做为红星安保的总基地长，预备役红星部队的总指挥，老罗现在是现役少将，直接归陆军军种司令部指挥，继续住在沈阳就不合适了。
预备役红星部队在每个省设师部，师长（总部任命）政委（省军区任命）均为现役，其他各级指挥员为预备役。
就是这个师的编制规模特么有点大，不过也没办法，现行预备役最大的编制就是师，总不能在一个省设两个师。
大就大点吧，人多点就多点，反正就那么事儿，又不用国家发工资。
现在京城这个基地又叫红星安保公司总基地，实际上是红星安保总部和安保公司京城基地共用，等以后大楼建好了，总部会搬出去。
张铁军还了个军礼：“情况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这个你不是应该问老蒋吗？也不是我管的事儿啊。”老罗给张铁军和蒋卫红递烟。
他是红星安保的总基地长，红星部队的指挥官，是军方的，和行动局这边没有任何关系。
别看行动局平时也在基地里混，训练，也和安保员一起出任务，但是人家是独立的系统，并不受基地指挥，具体工作也不向基地汇报。
行动局的具体负责人是蒋卫红，副手是李树生，然后每个基地里还有一个负责日常管理协调调度的三人小组。
蒋卫红是行动局的副局长主持工作，李树生挂着个局长助理的职务配合蒋卫红工作并负责内务和训练，后勤。
说起来李树生要比蒋卫红事情多，更忙一些，所以平时就蒋卫红跟着张铁军的时候多。
“能不能不整没用的？”蒋卫红屈起眼睛：“老么巴啃的还学会整事儿了，阴阳怪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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