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年轻一点儿的医生都很害怕白主任，因为她说话特别的霸道，也特别的尖酸刻薄。大家都说，那是她仗着有院长在后面撑腰呢。没想到过了几年，另外一个长的黑不溜秋的护士，又得到了院长的格外青睐，导致我们的白医生失宠了。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把单位搞得是一片乌烟瘴气的，后来还出了些事，院长等好几个人还被公安局当着全院几百号职工的面给抓走了，我们很多人都暗地里看热闹，这种坊间的故事怎么也讲不完的，在哪个单位都是一样，被不断的放大和不断的传说。
这些龌龊事儿，不是我的文章的重点，点到为止吧。有机会了，等我退休以后，可以为这些事情写一些专题，为那些不知廉耻的人树碑立传吧。
达普在病区里是一个很老实的、又不惹事的患者，这样的病人，不用工作人员过多的操什么心，所有工作人员也很放心。在我们这里，没有危险性的患者，是哪个病区都喜欢收治的。但是，医务部是根据各病区的实际床位，并且结合分配的次序来安排的。因此，每个病区都没有选择收住患者的权利，在我们白大主任的桌子上，有一个各类病人的综合情况登记表，医务部都要听她的建议，把新入的病人按照次序分配到每个病区。
达普不喜欢和任何人说话，所以更多的情况暂时还了解不到，他除了那个时常专心做的组合动作以外，在吃饭、睡觉和做一些简单的劳动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听话与配合的，所以在我们病区属于放心患者。但是，我们采取的所有治疗措施，却看不到明显的效果。按说经过我院专家会诊和提出的治疗方案，再结合他的情况，不应该三个月了还这样痴痴呆呆的。
在做了必要的量表分析后，我开始高度怀疑他是“装疯卖傻”。这种情况存在过，通过司法鉴定，很容易就能够把他们识别出来。
读者们在有关影视作品中可能看到过，但是那些人多数都是一些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有意模仿精神病患者的言行，企图蒙蔽司法人员。但是，在科学的司法鉴定中，他们全部都会原形毕露，是逃不过去的。
然而，达普好像有高度的类似现象，那些精神科的量表可是经过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已经临床使用过的，达普的病情表现太奇特了。所以，我才对他存在着怀疑，我把我的想法报告了路老师以后，他也是不置可否，只是希望我再多观察一下。
因为，我怀疑达普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我向路老师提出，是不是给达普做一次司法鉴定。路老师是这方面全省排第一的专家，在国内也是很知名的专家。
但是，路老师看过我做的量表后，并没有表示同意，他认为达普的量表显示的数据，是支持精神分裂症的各项标准的，所以，没有必要去做司法鉴定，何况司法鉴定那是一个自费的收费项目，只有公安机关要求时我们才做，因为司法鉴定要召集一些专家，都是要付费的。
路老师还告诉我，达普最可能的情况是创伤性的精神病，很可能是被什么人伤害了，造成了精神疾病。他让我多观察，他相信过不了多久，达普就会说话了。我其实很想给达普做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但是做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是要付费的，好几千呢，我没有这么多的钱为一个流浪乞讨的精神病人做鉴定，只是为了给他找到家，这是很多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的真实想法。
这应该算是在积德吧。
可是，社区已经采取过多种方式，也试图找到达普的来源地。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杀人犯的话，早就该有公安部门来认领了，所以我也只能作罢。
每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医院康复部都会组织大型的工休文艺汇演，由职工和患者排练各种各样的节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设施设备的改进，这项活动越办越红火，俨然成为了医院每年欢度春节的一个特别节目，被大家称为“安宁春晚”。
我们还对此做过很多的推介，在省内被各家精神病院广泛的模仿，在国内被认为是精神病人娱疗的一个典范。这个疗法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的老院长魏玉成极为推崇工娱疗法，并且在他的力推下付诸实施。在他任职期间，向各病区提供必要的条件，让病区为患者开展只要能想到的工娱疗措施，比如到地里干活，就是工疗的做法，后来被改为农疗。其实，病人们也很喜欢到地里干活，因为可以把黄瓜、西红柿这些能吃的蔬菜吃饱吃够。
另外，最常见的工娱疗法就是每月搞一次演唱会，最开始都是唱红歌，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很盛行，不过魏玉成院长以后的山东大汉院长，他所看中的还是赶着职工和病人到地里干活，因为那是一种挣钱的手段。
后来，我有一次很意外的看到了这个山东院长的个人档案，才发现他的祖上原来是地主阶级，怪不得这么喜欢我们的六百多亩土地。不过，土地是我们这个国家亘古不变的传说，历来农民对有一块儿属于自己的土地，也都是念兹在兹的向往，只有土地才能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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