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戴维·厄克特爵士：
此刻提笔，窗外的暴风雪正裹挟着波罗的海的盐粒抽打玻璃，但比起高加索山脉间升腾的硝烟，这北国的严寒不过是孩童的呜咽。数日前，当我读到您随信附上的切尔克斯村庄被焚毁的素描时，那些蜷缩在焦土上的身影、悬在断壁残垣间的婴儿襁褓，我的银质墨水台竟被一滴滚烫的封蜡灼出裂痕。
上帝作证，即便在但丁描绘的地狱图景中，我也未曾见过比这更令人肝胆俱裂的惨剧。
您见过里海东岸的野马群吗？那些生灵曾在月光下自由奔腾，鬃毛拂过草原时如同黑色绸缎掠过竖琴琴弦。可如今俄国人的铁蹄正将这片土地践踏成血肉泥沼！那些自称“文明传播者”的哥萨克骑兵，他们的马刀砍向老者的脖颈时，竟比鞑靼人剥取貂皮还要娴熟。
当您告诉我，一位切尔克斯母亲为保护幼子被钉死在自家橡木门板上，而门楣处还刻着他们部族传承千年的星月图腾时，亲爱的朋友，我的心脏仿佛被塞进一门点燃的十二磅炮。
我们总爱将不列颠比作照耀世界的灯塔，可当黑海东岸的哭喊声被刻意抹去时，这灯塔的玻璃罩上便蒙了一层洗不净的血污。您知道圣彼得堡沙龙里的俄国贵族如何谈论高加索吗？他们用镶嵌珐琅的银叉戳着鱼子酱薄饼，轻飘飘地说：“不过是在修剪一片过于茂盛的荆棘丛。”
可那些“荆棘”是活生生的人啊！是会用冬不拉弹奏祖先史诗、会用羊毛织出彩虹般毯子的高加索山民！
每当我读到您的信笺时，总会想起泰晤士河畔那些被晨雾笼罩的榆树。它们的根系深埋于泥土，枝叶却向着天空伸展，正如不列颠的外交官们，既要扎根于现实的需求，又需仰望理想主义的星辰。
昨日，我在使馆图书室重读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当读到“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仍飘扬”一句时，突然意识到您正在书写一部更加悲怆的现代史诗。
那些俄国军官用普希金的诗集垫红酒杯时，可曾想过他们的同胞正在用火药改写《高加索的俘虏》？当您告诉我，一位切尔克斯盲眼歌者被割喉前仍在吟唱祖先史诗，我仿佛听见拜伦的七弦琴在山谷间轰然碎裂。
戴维，我们不能再让彼得堡的暴君把高加索变成另一部《青铜骑士》，只不过这次被洪水吞噬的不是彼得堡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部族血脉！上帝明鉴，若拜伦仍在世，他定会抛下希腊的橄榄枝，转而用十四行诗为黑海东岸的哭喊谱写安魂曲。
今晨我站在使馆窗前，望着涅瓦河上滑行的冰棱，突然想起狄更斯那篇未发表的札记：伦敦的雾是穷人的裹尸布。此刻高加索的硝烟何尝不是文明的裹尸布？当您素描本上那位怀抱死婴的母亲画像被制成杂志配图时，我要让全不列颠的主妇们在早餐桌上颤抖——就像狄更斯用奥利弗·退斯特的破碗敲击工业时代的镀金餐盘。
我曾嗤笑华兹华斯的《丁登寺》，说湖畔派诗人的田园牧歌是“鸦片瘾者的白日梦”。但现在，当我读到您描述的切尔克斯牧羊人，他的羊群被哥萨克骑兵刺穿喉咙，染血的铃铛散落在鸢尾花丛中。这场景不正是华兹华斯诗句的黑暗变奏吗？大自然从未背叛珍爱她的心？不！俄国人的马蹄正把《抒情诗集》践踏成泥浆里的羊皮纸！
请允许我以最直白的方式向您承诺：我名下《英国佬》杂志的每一页油墨都将化为射向俄国暴政的铅弹。我已指示主编将下期特刊命名为《高加索的受难基督》，其中不仅会刊登您提供的幸存者证词，还会配发皇家美术学院根据素描稿创作的版画。让那些在俱乐部打瞌睡的议员们看看，俄国熊是如何用带倒钩的舌头舔舐高加索婴儿的颅骨的！
您知道的，戴维，有时候文学比外交照会更接近真相。因此，当帕麦斯顿子爵在议会断章取义的节选引用我的外交报告时，他其实是在朗诵一首可笑到没有韵脚的练习之作。
今晨我刚刚收到了帕麦斯顿子爵从白厅街15号传回的外交函件，此前，我特意将您记录的俄军暴行摘要压在外交报告的副本下递回了伦敦。然而，尽管子爵阁下读到了“每镇压一个村庄需消耗200卢布火药费”的俄军内部备忘录，他给予的回复也仅仅是——这谈不上是什么不人道行为，最多称得上是屠宰场会计的流水账罢了。
此外，我不得不以朋友的身份提醒您：在圣彼得堡的冰层下，暗流远比表面看到的凶险。昨日俄国第三厅的某位“热心人”暗示我，某些“英国旅游者的素描本可能引发外交误会”。我当即用威士忌泼湿了他的貂皮领子（当然，事后声称是手滑），并告诉他：“真正的艺术家从不为刽子手的肖像润色。”
所以亲爱的戴维，请将您的营地每晚向不同山谷转移，就像波斯诗人不断变换韵脚躲避审查。您在高加索的每一声枪响，都在为伦敦议会厅的辩论增加砝码；而您每安全度过一夜，就是对那些宣称“野蛮人活该被文明驯化”的混账理论最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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