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指出，随着西北地区交通和勘探的不断发展，其丰富的森林农牧资源和矿藏终有一天能够回补东南沿海地区资源的不足，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一言以蔽之，“中国之不治，其患在西北；新中国之治，其希望亦将在西北”。
此外，现代国家建构离不开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尤其是对现代战争的军事威胁的判断。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国家……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的国际体系”。
1942年至1945年前后，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都属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营，共同对抗轴心国的军队，所以此时的钱穆很可能出于国际同盟的战略大局考虑，对本国战后将要面临的强敌不便直指其名。但是我们不难看出，钱穆在暗中将北方的苏联，认定为战后对本国的主要军事威胁。
钱穆借古喻今，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主要军事威胁基本都来自北方，“再以国防观点论之，中国历来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以往如是，最近的将来依然要如是”。钱穆认为，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外敌威胁依然会来自中国的北方，而中国的北方仅有一个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性的超级大国——苏联。
此外，钱穆的陆地意识也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今虽科学日新，机械万变，大洋之舰艇，高空之飞机……然两军决胜之基点则仍在大陆”，“人类大战争仍将在大陆上展开。国家民族决生死的战争，必在大陆上演出”，再加上中国自古是一个依托大陆的自主性的农业国家，因此并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但是，一旦“中国北部大陆陷入敌手，则中国人将被赶入海里，宋、明如是，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蛮族之于罗马，形势亦复如是”。钱穆警醒我们，苏联将会给今后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基于以上对中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剖析，钱穆主要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定都西安，以北平为陪都；其二是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通过基建来强化新中国的基础性（infrastructural）权力，同时在西北地区普及教育，构建中国的国族认同和“大群意识”。大概由于中国占据了心脏地带的一部分，钱穆对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则满怀期待和希望：“交通者，实人类历史影响于地形之一最要事项也。”此外钱穆引述孙中山的话，指出“铁路建筑，则首及西北系统”，“此种铁路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
唯有改善西北内陆的交通系统，国家才能真正通过资源调配和军事部署实现对中国“心脏地带”的控制和发展，也唯有通过改善西北内陆交通，其中的矿产资源和森林农牧资源才能由此运往外部，实现经济合作与互补。无论是兴建铁路还是普及教育，在钱穆看来有效实施这些国家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是将西安确定为新中国的国都。那么，首都的地理区位为何对此而言如此重要？
“一国首都所在之选择，虽非一种政治制度，而实与一切政治制度有精神上内在甚深密之关系”。在钱穆看来首都与一个国家体制的内在联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精神方面，一个国家的首都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所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控制枢纽，因此，“首都所在地之一切物质环境，其影响于整个政府之精神方面者，盖甚微妙而深挚”。钱穆十分强调首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钱穆谈首都区位的历史大背景。钱穆预见到战后中国将迎来一次关键的立国时刻，因此定都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宪制议题就得以凸显出来。“窃谓国家首都地位之选择，此乃立国百年大计，必与其整个国策相配合，换言之，即当与国家前进之动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实际上反映了对于现代中国的立国规模的定位和谋划。
在这个意义上，定都西安就和钱穆所设想的立国方略衔接起来。既然西北地区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首都的选址也必须要配合振兴中国内陆的基本国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交汇，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输送西北，并支持西北地区发展的经济交通枢纽。
在钱穆看来，定都西安既具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百年立国大计的郑重宣示，通过一个定基性的政治决策来宣示对以西北地区为重心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会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于内陆恰恰是吸引全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回流至这些地区，以解决中国“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的偏枯之症。
除了知识分子和精英以外，钱穆更为看重中国广大内陆的群众，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西北乃至整个内陆地区长期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当地民众也缺乏条件来了解和靠拢政府，长期以往将损害一个国家的内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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