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圣诞节前夕。
几乎所有临街商店的玻璃橱窗和玻璃门上都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卡通画片——头戴小丑帽、身穿大红衣、圆滚滚的圣诞老人，白色的雪花，绿色的圣诞树，各小区大门前的矮树上也都挂起了一串串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小彩灯。
打车从白公馆回来，微醉的倪宪鹏在街角处下了车，在这节日气氛浓郁的日子里，他不想这么快就钻进自己的窝里。
他点起一根香烟，那股袅袅的轻烟就如影随形地随着他，慢慢被风吹散。低着头，肩上挎着与他形影不离的笔记本电脑，慢条斯理地踩着人行道中间那一棱棱的盲人道，感受着脚下粗粝的摩擦，沿着那条长着一排香樟树的人行道往小区的方向走。
这张脸就像某韩国李姓明星的孪生兄弟：一样的健硕身材，一样的五官，一样的生冷、粗线条、臭臭男人味儿的脾性。细究起来，较之大明星，倪宪鹏的眼角眉梢、鼻翼唇瓣都不够精致，皮肤也不够细腻，似乎造物主在造他时，审美疲劳，失了耐心，随便捏吧捏吧，就把他抛到人间历劫了。也许就那么一点相貌细节上的差之毫厘，人物命运也失之千里。
这个在底层奋力挣扎才冒出头来的男人，以往有家有室，不知道什么叫心里空落落，现在每每回到自己那个小窝里，真是异常的寂寞。虽然可以上网，可以读书，但是几个月来，一回到家里，没人可以说话，听不到活生生的声音，那种滋味太叫人郁闷了。
原本是他选择的放弃，现在，他觉得是自己被人遗弃了。只有周六、周日接儿子过来同住的那两天，他才觉得活得充实点、活得有味。
家徒四壁啊！
每日回家面对的只有四壁空墙，他只能默默地认命，默默地去适应、去习惯，因为那是他最不得已的选择，灵魂不能契合，忍无可忍，不忍也罢，割舍的苦痛无时无刻，但至今，无悔。
路边一小店女人的说话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家很小的职介所，名字怪怪的，叫“那提亚邦职介所”，玻璃门上贴着醒目的红色广告：涉外保姆、全职保姆、钟点工、月嫂。
平时一直从这里经过，从来就没留心过这类职介所，“人也挺有意思的”，倪宪鹏想：“不需要的东西，你就不会上心，甚至无视它的存在”。他想起了几天前父母离开上海前跟他说过的话，他们是很郑重其事的跟他“谈判”的，而且等于逼着他答应：要请一个年龄大点的、知冷知热的保姆伺候他。
母亲说：“女人家，女人家，没有女人不成家。你现在像个野鬼一样，要我们怎么能放心啊？吃饭饥一顿饱一顿，出差又这么辛苦，每次回到家，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也没个可以说说话的人。”
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捂住脸，肩膀随着她的抽泣而耸动。
自打他在上海扎了根，成了家，有了孩子，一晃六、七年过去了，父母却是第一次到上海来看他。
他们对离婚的小儿子和判给女方的小孙子太多不放心。父亲晕车很厉害，每次出门就像害一场大病，要卧床躺几天才能缓过来，所以，不是万不得已，父母是不愿意出远门的。
唉！倪宪鹏不由地长叹一声：对不起双亲啊！都奔四的人了，还让父母牵肠挂肚。
“你现在又不缺那两个钱儿，暂时不愿意复婚，还是请个人吧，临时伺候你一段时间，我们老两口多少放点心。我跟你妈没办法留在这里照顾你，家里那么多事也离不开人……”
倪宪鹏本来还想强辩：我又不是三生两岁的孩子，这么大人了，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可是，看到二老那难受、纠结、痛苦的样子，这样违逆的话实在说不出口，只好敷衍他们说：“嗯，过两天我去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
想到这儿，他就鬼事神差地进去了：“看看吧，就当是完成父母布置的作业了。”他想，母亲如果再提起这事，也好有话搪塞她，又要上点年纪，又要会操心，又要知冷知热，比找对象都难。
真没有抱着什么希望。
这家小小窄窄的职介所用推拉门隔出里外间，外间有两个女人坐在服务台后面，正跟一女人说话，里间有四个男人在打麻将。在那么窄的地方打麻将，四人往那里一坐，几乎没有动弹的空儿了。
两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用夹杂着上海话的普通话跟服务台前的一个女人说：
“阿拉这家中介一直是老讲信用的，名声老好的。阿拉推荐的保姆，一直很受欢迎的。侬放心好啦，侬把表格填填好，都不用交中介费的，阿拉帮侬很快搞定。”
另一个女人问，“侬英语会不啦？侬气质这么好，老外肯定也欢迎的。”
起先倪宪鹏还以为这女人也是来找保姆的，听到后来明白了，原来这个从后面看穿穿着体面的女人，是来应聘保姆的。
那女人一面熟练地填着表格，一面说：“谢谢，麻烦你们了。我英语不好，中国家庭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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