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阿尔-马鲁塔庄园的礼堂几乎没有真正安静过。
清晨的光线刚从高窗斜斜落下，礼堂里便已有人影晃动；傍晚时分，壁炉里的火焰烧得正旺，空气却依旧绷紧，像一根始终没有放松的弦。李漓从恰赫恰兰归来后，终于不再回避，把即将再次东行、重返那座山城的计划，毫无保留地摊在了所有女眷面前。于是，日复一日，几乎同样的场面反复上演——相似的争执、相似的哭泣、相似的沉默，却没有哪一天真的一模一样。
乌卢卢每天都是第一个爆发的。她情绪激烈，语速飞快，夹杂着愤怒与恐惧。她痛恨坐船，甚至提起海浪都会本能地绷紧肩背，但这一次，她的厌恶并没有转化为退缩。相反，她几乎是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偏执反复强调：无论去哪里，只要李漓走，她就走。玛鲁耶尔站在她身旁，从头到尾没有多说一句话，却在每一次目光交汇时，用同样坚定的眼神无声附和——那是一种不需要语言的同盟。
尼乌斯塔与波蒂拉的态度显得异常平静。她们没有哭闹，也没有质问，只是在听完所有安排之后，几乎同时点了点头。那点头并不轻松，却毫不犹豫。尼乌斯塔说得很简单：“我们已经跟你走到这里了。”波蒂拉补了一句：“走到这里，就没有回头路了。”她们甚至提到“死”这个字时，语气都像是在讨论一件早已想清楚的事，没有煽情，也没有试图打动谁。
巴楚埃和塔胡瓦则显得格外反常。她们几乎不参与任何讨论，只是坐在那里，沉默得近乎冷漠。偶尔有人试图询问她们的想法，她们甚至懒得回应。塔胡瓦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语气平直得像是在陈述天气：“我不会离开他。”再没有解释，也不觉得有解释的必要。
维雅哈的犹豫持续了整整两天。她的情绪起伏明显，夜里常常独自坐在回廊下发呆，白天却强撑着若无其事。直到第三天，她终于在礼堂里开口，声音并不高，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她抬手按在腹部，说得很慢，也很清楚：“不管前面是什么，我都得跟他走。”她没有用“爱”或“忠诚”这样的词，只提到了孩子——那已经足够。
苏卡伊几乎整周都在哭。她的哭声时高时低，时而失控，时而压抑，像一条找不到出口的河。尤里玛陪着她一起哭，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哭，只是被那种情绪卷了进去。两个人常常抱在一起，哭到声音嘶哑，最后只剩下抽噎。奈鲁奇娅试图劝慰她们，最终却哭得比谁都凄惨。
阿苏拉雅的反应最为暴烈。她无法忍受反复讨论、反复犹豫，几次在礼堂里失控地怒吼，甚至抓起桌上的杯子摔在地上。碎裂的声响在石地上炸开，像是她内心那点无法收束的恐惧。她并不是害怕前行，而是厌恶这种被命运牵着走、却又无力掌控的感觉。
伊努克和比达班没有在礼堂里待到最后。她们默默起身，几乎同时离开，没有一句告别。傍晚时分，人们才发现，她们各自牵着自己的女儿，安静地跪在李漓房门外。石地冰凉，她们却一动不动，像是在用身体做出一种不需要宣言的请求——不是争论，而是托付。
真正让局面彻底失控的，是萨西尔和米安。这两位“女神棍”在某一次讨论中忽然进入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她们高声吟诵、反复摇晃身体，声称得到了神启，语句支离破碎，却情绪极具感染力。她们描述征途、血与火、命运与献祭，把未来描绘成一种不可逃避的神意。在那种氛围下，理性迅速溃散。原本还能冷静思考的人，也被情绪牵引，开始躁动、哭喊、愤怒，仿佛每个人都必须把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当场倾倒出来。
讨论拖到后来，几乎已经失去了继续的意义。而当话题最终落到那个具体而冷酷的操作方案——“以女奴身份随商队进入波斯塞尔柱帝国领地”时，原本还算克制的非洲几人，立刻表现出近乎本能的排斥。塔姆齐尔特第一个站了出来。她的声音清醒而冷硬，没有拔高，却像一把精准插入混乱中心的刀。她指出得毫不含糊：女奴身份从来不是权宜之计。一旦被登记在案，就意味着法律上的彻底失权——那不是伪装，更不存在“事后撤回”的余地。那意味着可以被转卖、被处置，而所有后果，在制度之内都“合情合理”。
昆巴随即接过话头。她没有反驳，只是把自己见过、听过的奴隶交易场景一一摆出来：铁链、烙印，被拆散的家庭，压到喉咙里的哭声。语气平直，却足够具体。她说到，女奴在市集上必须赤裸着站立，任人查看、挑选，口译在一旁解释价码与来历——那不是传闻，而是流程。画面在礼堂里迅速扩散开来。几乎不需要争辩，众人便本能地意识到：这个方案，根本谈不上“风险可控”。它不是折衷，而是越线。
在这一片混乱、拒绝与情绪宣泄之中，只有一个声音显得格外清晰。迪亚洛娅站得很稳。她没有被感染，也没有试图说服任何人。她只是平静地表示，自己愿意继续留在阿尔-马鲁塔庄园。对她而言，这并不是退缩，而是早就做出的选择。她原本就没有前往恰赫恰兰的打算，也不准备把命运再次押在一条未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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