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农业发展的多元化探索进程里，蒋高明所提出的“六不用”农业模式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模式宣称在农作物种植的全过程中，坚决摒弃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激素和转基因种子，取而代之的是运用一系列专利替代技术，其目的在于打造出一种近乎纯天然、原生态的农业生产新范式。乍一听，这种理念极具吸引力，仿佛为解决现代工业化农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可一旦深入剖析，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值得深入探讨与仔细商榷的地方。
从产量与成本这两个关乎农业生产核心利益的角度出发，“六不用”模式面临的挑战可谓十分严峻。蒋高明声称，其亲自运营的农场采用“六不用”模式后，平均亩产成绩斐然，经济效益更是远超传统种植方式。然而，来自业内的质疑声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一家位于北京的有机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就曾公开表示，在规模化种植的实际操作中，想要让“六不用”模式超越传统种植，难度堪称极大。即便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实现产量持平，但种植成本却要比传统方式高出整整2倍。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专家也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华北平原地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较低，若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六不用”模式下的产量增收，就必须大规模地投放有机肥。但现实的问题在于，如此高昂的成本，普通农民根本难以负担得起。以弘毅农场为例，为了达到理想的土壤肥力标准，该农场连续多年坚持按照5吨有机肥/亩的比例对土地进行涵育。可这样的投入规模，一旦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推广，从经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农业，虽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农药化肥，但成本相对而言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并且能够较为稳定地保证粮食产量，从而满足我国广大人口对于粮食的刚性需求。
再来审视所谓的“六不用”科研成果。通过专业的学术数据库进行检索后发现，以“六不用”为主题展开的农业实验论文竟然仅有两篇。更为蹊跷的是，这两篇论文从标题、摘要到正文部分，都存在着大面积的雷同现象，甚至就连收稿与出版日期也出现了令人费解的情况。在论文所描述的试验设计中，“六不用”的实际操作过程里出现了撒施绿僵菌粉剂防虫、喷施em发酵剂等行为，这与“不用农药”的对外宣称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如此种种，实在不禁让人对“六不用”模式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产生深深的怀疑，其是否真的如同宣传中所描述的那般纯天然、原生态，无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实际推广的情况来看，“六不用”模式也陷入了重重困境。倘若该模式真的如蒋高明所言那般高效、环保且高产，按照常理，理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广与应用。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十多年的时间已经悄然过去，“六不用”模式的推广范围依旧极为有限。这与我国广袤无垠、规模庞大的农业种植面积相比，简直如同沧海一粟，实在是微不足道。反观现代常规农业技术，凭借着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和显着的生产成效，早已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得以广泛应用，稳稳地保障着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
值得一提的是，蒋高明将转基因种子列入“六不用”的范畴，这一做法更多地体现出他反科学的立场。事实上，转基因技术经过了全球众多科研机构和权威组织的严格安全评估，目前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其安全性是有充分保障的。不仅如此，转基因技术还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和产量，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蒋高明一味地抵制转基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部分对转基因技术存在误解的消费者，进而得以以3到5倍的高价兜售其农产品，背后隐藏的商业利益动机昭然若揭。
综上所述，“六不用”农业模式看起来在初衷上是美好的，但其在产量保障、成本控制、科研支撑和实际推广等多个关键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忽视的硬伤。在未来农业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当始终秉持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各类农业模式，一切都要以科学依据作为判断的基础，切不可被那些看似美好、极具诱惑性的理念所迷惑，从而忽略了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以及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推动我国农业不断向前发展。
（本文发表于2018年，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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