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安排在史家胡同的四合院里进行，不设演播室，不带大型设备，只派一个最小规模的摄制组——一台主摄像机、一支收音话筒、两位记者。
专访当天，11月底的BJ难得有一天好天气，阳光很好。初冬的阳光从雕花窗棂里漏进来，在地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石榴树的秃枝在窗外轻轻摇晃，廊檐下的灯笼被风吹得微微摆动。杨简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毛衣，坐在书房的皮质单人椅子上，背后是一幅他自己题的字画，旁边的小几上放着一套紫砂茶具。他没有刻意摆什么姿态，也没有做任何造型，就和平时的他一模一样。
中天的记者是一位姓林的资深媒体人，五十出头，在湾省新闻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什么问题该问、什么问题不该问，他心里有一本极其精确的账。采访开始之前，他先跟杨简闲聊了几句，说他在湾省看过《寄生虫》的预告片，虽然正片还没机会看到，但光看预告就已经被震撼到了。杨简微微笑了一下，没多说什么。
摄像机亮起红灯的时候，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
林记者开场白说得简短而专业，介绍完受访人之后，他直接切入正题：“杨导，首先恭喜《七月与安生》在金马奖上斩获双料影后。今年的金马可以说是内地电影的一次大丰收。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有一些媒体和网民对此发表了非常激烈的负面言论，甚至有人说是‘文化TZ’。您怎么看？”
杨简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沉默了两秒。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送到话筒里：“我对金马奖本身没有任何意见。金马奖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华语电影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今年的评审团做出的决定，我个人认为是公正的、专业的、经得起推敲的。”
他顿了一下，语气忽然变得尖锐了起来。“但我对某些湾省媒体和网民的反应，非常有意见。不是一般的意见，是非常大的意见。我看到了很多极其愚蠢的言论——‘文化TZ’、‘金马变金鸡’、‘评审被收买’、‘不认识两位女演员’。这些言论，说实话，让我觉得非常恶心。”
林记者显然没料到他会直接用“恶心”这个词，微微坐直了身体。
“杨导，您能具体谈谈吗？”
“当然可以。”杨简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放下，“首先，说‘文化TZ’的人——我真的想问他们一句，你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正是这种平静，让这句话的杀伤力翻了好几倍，“两岸同宗同源，需要搞文化TZ吗？如果按照那帮蠢货的逻辑，他们甚至都不应该讲中文。另外，我想说的是，真正懂电影的人都知道，电影本身就有跨越距离的力量。好的电影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它直接就能触碰到人的心灵。显然，湾省有一群人他们根本不懂。他们在用所谓的政治，一步一步毁掉几代人为金马奖积累的口碑。”
虽然在杨简看来，金马奖的口碑早就被那帮蠢货玩坏了，但现在得把这个责任进一步明确下来，不然有些湾省人连骂谁都不知道。
他换了个坐姿，身体微微前倾，直视着摄像机的镜头：“但偏偏在湾省，有一群蠢货——他们连电影都没看过——就敢跳出来说这是‘TZ’。真要是‘TZ’，我就应该拍一部《绿营祖上当汉奸的那些年》。那帮蠢货，祖上一查一个准，不是抗战或者小日子殖民时期的汉奸，就是小日子留在岛上的遗民。这种人，说句数典忘祖都是轻的。而且他们根本不懂电影，根本不在乎艺术，根本不在乎评审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反复观看、讨论、打分。他们只会用他们那个贫瘠的、被政治洗脑洗到只剩两个字的脑袋去套一切——内地来的东西就是TZ，内地人拿奖就是渗透，内地电影赢就是打压。这种逻辑，我在国外从来没有遇到过，只有在湾省才遇到。这是为什么？因为这群人的脑子已经被政治吃掉了，剩下的那点脑容量，连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都装不下。”
林记者深吸了一口气。他在湾省做了二十年新闻，采访过无数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但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受访者——尤其是像杨简这种级别的全球顶级名人——用如此直接、如此不留情面的语言在镜头前公开抨击。他停顿了两秒，决定再往前推一步。
“您刚才提到，这是天眼影业最后一次参加金马奖。这个决定是临时做出的，还是早有考虑？”
杨简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从镜头移回到林记者脸上，语气比刚才稍微放缓了一些，但依然坚定。“是前几天看到岛内的舆论做出的决定。事实上，这次送《七月与安生》去金马，本身就是一个特例。”他把身体靠回椅背，声音平稳地叙述着，“今年年初的时候，许桉华导演亲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金马奖的平台上天眼影业的作品常年缺席，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她希望我能考虑让天眼影业的作品参与金马奖，给金马注入一些新的活力。许导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她为华语电影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面子我必须给。但我当时就在电话里跟她说得很清楚——我自己的电影，肯定不会送去金马。不是我瞧不起金马，是没那个必要。但公司旗下的演员们想参加，我不会拦着。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该拿的奖就应该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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