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联系了张叔，说有四个人一起去吃饭。
车到张家，舒展去安排伙食，我们三人上楼。
我主动泡茶，他们两人有点惊讶，我才介绍这是财政局张局长叔叔家。以前我们经常在这儿吃饭，所以自己是半个主人。
领导们在一起，舒展不会上楼。
坐下坐下，我给他们两人发了一支烟，说道：
“说句实话，我们是心在一起，才一起出来聚会。我来开发区也感觉窝着一口气，你们在开发区工作更久，大家有什么就直接说。
每个副主任有10万块钱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周书记那儿减了。这点，我也有气。”
刘平均说道：“马主任，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就是财务室有人向我反映，黎琴琴从出纳那儿支了十万块钱，没有任何人批准，就把钱拿走了。
如果一个财务室主任，她用钱没有人管，那我们这几十年不是白干了，当个副主任还不如一个科长，这个单位的风气也太不正常了。”
马连成问：“还有这种事？”
刘平均说：“我也是忍无可忍，才向郝主任报告。”
马连成说：“开发区姓周，只有姓周的说了算，不管是主任还是副主任都是配相的。郝主任，你有胆量，我们就跟着你干。”
我说：“我来的时候太短，有个深刻有感受——开发区再这样搞下去就没有前途。任何好的设想，某些人都同意，都鼓励。一旦谈到钱的事，就这里制约，那里设阻力。”
刘平均说：“开发区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很多人对周、黎都有意见。其中财务室的出纳张晓莲对黎琴琴就有很大的意见。
黎琴琴在财务室说一不二。早几个月要张晓莲去取十万元出来。黎写了张借条。借这笔钱做什么呢？黎也没说。更没有周书记签字。
一借三个月，没有任何说法，因为最近抓得紧，张晓莲怕出事，所以到我办公室偷偷告诉了我。我要她把借条复印一份给我。她又怕。
但是，我们每个副主任十万块钱的开支权，周都不允许。一个科长想拿十万就拿十万。不要经过谁同意。那时是胡主任当主任，胡主任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马连成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们有十万块钱的开支权，仅仅是有这么一个额度，最后还是要郝主任签字才能报销。说到底只是一个数字而已。黎琴琴的不是额度，她是实实在在可以拿到钱。
而现在，周书记说只给我们三万的额度，就是三个副主任抵不上一个黎琴琴。我们开支三万，要郝主任批了才可以报销，黎琴琴不要任何人批准，直接提走十万？”
我说道：“这件事，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一旦风吹草动，黎琴琴找个借口，说当时急着要钱，没找到周书记，先把钱借出来。后来忘了去补签。”
我是故意说的。
刘平均说：“那十万钱是作什么用途呢？总要有个用途啊。”
我故意说：“用途有很多，她说是支用，支用可以说是为了领导用钱方便，免得时时去取。她又没有贪污。就算是查出来，也就只能说她不遵守财经纪律。”
我在考验他们两个的智商。
马连成说：“对，打蛇要打在七寸上，不能想当然就动手。不过，我分析是买房子，开发区一些有钱的干部都囤房。先把房子囤起来。等着涨价。”
我说：“马主任这个分析的道理。若是囤房的话，如果猛查，估计她一时之间也拿不出十万块钱，必须去银行借钱。不过，无论哪一方面，她借公家的钱，没有领导签字，就是最大的漏洞。”
这个时候，刘平均才讲了实话，他和黎琴琴老家是隔壁邻居，最近老家建房子，与黎琴琴家发生矛盾。黎家不准他父母建房，说影响了他家采光。
为此，他父母与黎琴琴老弟发生了冲突。邻居们说，你哥哥还是黎琴琴的领导呢，找黎琴琴打个招呼吧。我确实找了她，她一脸不屑地说，我父母家的事，我管不了。
房子至今建不了。我就忍着这口气，无处发泄。如果两位领导支持我，我纪检室是可以查案的。
我说：“现在的关键是——你要查财务室，必须跟周书记报告。这是组织纪律。”
谈话陷入了偪局。
这时，主人上饭菜，舒展帮忙端菜上桌。
上了米酒，大家频频碰杯。
气氛看上去热闹，但刘平均还是闷闷不乐。
吃过饭后，我对马、刘两人说：“走，散步去。”
三人沿着那条小路，一直往前面走去。
走了很远，我对刘平均说：
“刘主任，事情可以查，主要是周的势力大，你就是到纪委去反映，你能保证纪委的人不透风给周吗？最后，周出面说，是他要财务室支取一笔现金放在一边，以便不时之需。
只要周和黎统一口径，这就是小事一桩。摆到桌面上来说也不是大问题。所以，你不能急于发难。目前要忍一忍，既然这样，不如暗中收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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