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江夏陈子安，拜见司业大人！”
中年人抬起头，打量两眼，见来人器宇轩昂，眼神中透着自信和坦荡，于是点点头。
“倒是个纯直的后生。无需多礼，绣青为人正派，你既是他推荐，本官信得过。来，坐过来罢。”
绣青是邓来鸾的字，文安之还是很认可这位同科好友的。他指了指火炉侧面的座位。
陈吉发扭捏了下，小心翼翼的坐上半边。
“不必拘束。何时来的南京？”
“十月二十五那日来的，在南京逛了几日。猜着大人平日肯定忙，就干脆等休沐过来拜访，倒是叨扰了。”
“倒也无妨。老夫只爱读书论道，不喜应酬。邓兄与本官是同年及第，在京候官时经常一起纵论古今，算得上志同道合。往后你不用如此生分，在南京本官算你半个长辈，无论学业生活，但有需要，都可以来找老夫。”
听到文安之这话，陈吉发觉得文司业还真是有学者风范，不像普通的官员，与他交谈如沐春风。
“那学生往后就不客气了，还望司业大人不嫌。”
“这几天住在哪里？可还习惯？”
“如今在报恩寺边上住着，还算便利。”
“打算什么时候进京？”
“二月初九会试，算算时间，最快也要八九天时间，学生打算充裕点，过完元宵节就出发。”
“嗯，是要打充裕点。如今河南不靖，路上流寇贼匪多，除了早些出发，还要寻几个身手好的镖师护送。”
“学生记得了。”
“还有两个月时间，在南京也不要耽误学业。南京人才济济，大儒众多，你若有时间，多拜访几家书院，博采众长，对考试有好处。”
“谢大人提点！今日来拜望，也是存了请教的意思。还望您不吝赐教。”
“哦？你在江夏师从何人？”
“蒙师江夏熊广源夫子，座师乃江夏教喻陈鉴。”
文安之不知道熊广源何许人，但陈鉴有些名气，作为学术界的大佬，文安之读过陈鉴的文章。出于严谨，他就指点了陈鉴，没提熊广源。
“陈鉴治史还算有一套。平日里读什么书？”
“学生求学时日尚短，目前只一门心思读经史，其余杂学涉猎不多。”
“不必过谦。王阳明、刘宗周的书都读吗？”
这个问题若论学术，当然普普通通，但若是放在大明末年的官场，却是一道送命题。
王阳明是心学大师，主张学以致用，主张结合实践理解经典，是明朝中后期儒学革新的代表人物；刘宗周是理学大师，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赞颂绝对理性，君子慎独，以个人德行而感化天下。
围绕心学理学之争，明末各大学派的儒生们争论不休。
到明末时期，部分儒生吸收心学中的观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便是要重读孔孟，重解经典，目的，便是要打破理学垄断，崇尚学以致用、服务实践。
但以李贽为代表的心学继承者，却认为“复古”不过是为理学“灭人欲”寻找新的载体，主张遵从“童心”。心学和李贽的观点不被官方认可，但却有较大的民间市场。
然而，更加悲催的是，即便是以“复古”温和修饰理学的复社运动，最终还是因为皇帝个人的忌惮而破产，大明王朝以政治改革促社会改革的内驱因素被皇权压弯。
着名的《五人墓碑记》便是诞生在这个背景之下。
后期，复社残存人员虽然在南明的抵抗运动中出力颇多，但终究是无力回天，使华夏沦丧。
而崇祯七年的南京，正是复社发展盛极一时的时候，以南京为首的江南各大城市，都有复社活动，“复古”思想几乎被大多数地方实干派官僚所认同。
文安之如何想，陈吉发心中没底。
“学生偶尔读过些短文杂评，并未深入研究。”
“莫要紧张，”文安之听出陈吉发的谨慎，语气中带着笑意，“你我只探讨学问，不必过于拘谨。说说看，王学与刘学，哪个更符合你心意？”
短暂考量，陈吉发决定实话实说。
“时至今日，刘学必亡国，王学虽更贴实际，然，亦不能匡扶社稷。”
“哦？倒是头回听说这等说法。谈谈看？”
“刘学在于君子德行，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升斗小民，为利可以弃德，虽教化有用，然面对生老病死，贫困潦倒，小民无心思德，惟愿活命尔。故，刘氏君子之学，只适于衣食无忧者修养心性，于柴米油盐无用，固尔治国必亡。”
“哈哈，有趣，那王学呢？”
“阳明讲学以致用，强调经典要与民生实际结合，这思想是进步的，有用的。但阳明又讲，天理存乎一心，心中有圣人，所为皆圣举，却是治国之大忌。人各有思想，天下学派众多，若人人皆举圣，人人存乎一心便可得道，便会各行其是，天下分崩。此外，还有举圣言以为恶者，若无法度约束，自然干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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