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萧云骧又去查看被清军烧杀劫掠的几个村寨。
这些村寨损失虽不及吴家店惨重，但萧云骧心情反而愈发沉重。
因为这几个村寨存在同一个问题：西军制度未能深入基层。
这几个村的民兵组建，是西王府派人下来，召集百姓开个会，当场便完成。
张三当里长，李四任民兵连长，王二麻子做军法官。
然而，里长、连长、军法官平时该履行什么职责，战时该做些什么，并无统一标准，全凭自行揣摩。
此外，部分西王府人员急于完成任务。
有的工作人员一天能完成三个村的民兵组织组建。
从表面数据看，很多基层单位都已建立，但深究起来，这些所谓民兵、自卫队的首领，往往仍是从前的地主乡绅。
因为他们有威望，有号召力。
西军来了，他们表面愿意配合，至于内心想法，外人无从知晓。
普通百姓如同以往应付官府差事，官府让组建民兵就组建，给分地就接受。
但为何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没几个人清楚，也没多少人在意。
就像西军分地，百姓心里感激西军，可骨子里仍把西王府当作仁慈的新老爷。
这便是恩赐式分地、自上而下推行带来的弊端。
受通讯、交通手段限制，加上普通民众认知有限、反应渠道匮乏以及千年传统等因素影响，中国历代只能依靠地主乡绅、族长乡老这类中间阶层，间接统治最基层百姓。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历代造反者中，明白此理的，如朱元璋，依靠地主乡绅维持基层统治；
不明白的，如黄巢、李自成，直接打击地主乡绅阶层，却始终无法建立稳固的基层政权，最终为他人做了嫁衣。
只要有地主乡绅这个中间食利阶层存在，所谓平均地权、土地公有，便是笑话。
这个问题，历代中国统治者、造反者都无法解决。
到了近现代，百年烂党不想解决。
只有红朝，才真正将土地公有制落到实处。
即便如此，红党也是经过长时间摸索，才找到适合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道路。
这一日，萧云骧未出门，独自在营地帐篷里写东西。
下午，左宗棠拿着萧云骧写的《西王府土地法大纲》草稿找上门来。
“萧君，左某来还书了。”
他见萧云骧正伏在小桌上用炭笔书写，桌上还有七八页写好的草稿。
萧云骧见左宗棠进来，停下笔，把草稿整理到一起。
接过左宗棠递来的书，压在草稿之上。
又从帐篷里拿出两把凳子，走到营帐外。
“左先生，我写了半天，正好休息下眼睛，咱们到帐外聊聊。”
此时正值农历九月下旬，天气晴好，气候宜人。
两人在帐篷边落座，萧云骧笑着问道：
“左先生，我写的这个大纲如何？”
左宗棠挑了挑眉，瞥了萧云骧一眼，本想嘲讽。
但转念想到，这个贼头虽举止轻佻，初衷却是为减轻百姓负担，给底层百姓活路。
到嘴边的嘲讽之语，顿时索然无味。
左宗棠是晚清官僚中少见的系统性关注农民生计并付诸实践的官员。
他出身“耕读传家”的湘阴左氏家族，曾祖父左逢圣灾年典当衣物施粥救济饥民，祖父左人锦设立“族仓”制度应对荒年，家族传统使他对民生疾苦格外关注。
他自幼研习儒家经典，推崇“民为邦本”理念，认为“天下糜烂，需以民生为急”，这成为其执政核心理念。
任浙江巡抚时，面对战乱后的饥荒，他刊发救荒办法，匀拨钱米赈济灾民，还动员军队开垦荒地，招徕邻省农民恢复生产。
西北平叛期间，对因战乱流离的难民“资遣回籍”，发放赈粮、耕牛和种子，助其重建家园。
妥善安置从沙俄控制下归来的吐尔扈特族人，发放抚恤银两、羊种和生产工具，确保他们“无冻馁之虞”。
除具体举措外，还有赋税改革。
在湖南主持地丁漕粮改革时，他提出“以减为增”原则，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地方豪强对赋税的操纵。
西北治理中，推行“轻徭薄赋”，鼓励垦荒，恢复因战乱荒废的农田。
还有政策扶持。
他强调“水利为农业之本”，在陕甘地区兴修水利工程，如修复宁夏唐徕渠，提升农田灌溉能力；推广桑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拓宽农民生计来源。
他做这些的出发点，当然是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情怀，以及维护清廷统治，比如通过赈灾防止民变。
但客观上改善了部分农民处境，这也是事实。
当然，这不妨碍他镇压陕甘回民时手段严酷。
人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好人”“坏蛋”叙事模式，不适合成年人的世界。
何况“黑白”概念，每个时代理解和定义不同。
不过梁启超评价他“用兵不忘恤民”，《清史稿》称其“所至之处，必以民生为念”，大体还算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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