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分析社仓和义仓的区别，一在乡间，一在州县；一由民办（由“乡人士君子”主持），一由官办。义仓受益的是“市井游惰辈”，而且官吏“避事畏法”，不敢发粮救济饥民，粮食长期封闭直至化为尘土。他还分析了社仓收息同王安石青苗法的区别，其中提到青苗法通过钱、粮的折算增加了实际利率，为经办官吏的营私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
嘉定十五年，真德秀以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仿朱熹办法在十二县置社仓一百所，上奏后得到宁宗的批准。理宗时还有人创建新仓。但社仓在实行中也产生一些问题，如摊派粮食，只贷给有田之家，民困于纳息等。
王棣深知其中之弊，沉吟着说：“此议虽好，初期大抵效果显着，但长此以往必不可行。”
苏轼忙问其故。
王棣答道：“恐非蠧于官吏，而蠧于豪家。”
众皆不语，若有所思。
人心多贪，若是掌管社仓的豪户起了私心，定然无益于民。
但社仓之法又确是诱惑多多，究竟有些难以割舍。问题在于如何规避其中弊端呢？
王棣心知社仓之弊难以根除，但仍是有法子尽量不使其走上“邪路”的。
他整理思路，剖析社仓法要想真正发挥好作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推行社仓法离不开国家，必须保证国家不将社仓粮移作它用；二是不强迫借贷，不强迫还贷。这实际是很难办到的。因为官方办事，总是要讲政绩的。要见政绩，难免要有考核，难免要加入强制。贷者本应是穷困者，既是穷困者，到期不能还是难免的，到期不还的人多了，仓储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没有。这样，不加强制又几乎不可能。三是官必须是好官、主管的无官吏人必须是家境富裕而又品质高尚的人。这个要求也是难以达到的。如果官员有私心或者主管人有私心，如同上述是想借机盘剥百姓揩油水的人，社仓就会变味。
这一番长篇大论让苏轼等人陷入了沉思，大致是认同了王棣之言。
王棣趁热打铁，侃侃而谈：“社仓可为官督民办，即由地方官劝谕本乡之士民捐输。如准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超过四十石者，分别由州县奖给匾额，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吏部给予‘义民’顶戴，照未入流冠带荣身。凡给匾额之民家，永免差役。仓米于春季支借，秋成还仓。遇灾荒则赈恤本地贫民。设正、副社长司其出纳，地方吏胥不得干预，但地方官有权稽查、监督……”
在那个时空，社仓之法几经变革停更，直至清末方消失。王棣采用的是清康熙五十四年的社仓法，虽有官方色彩，却是民办之仓，既杜绝了贪官污吏在其中上下其手，又尽可能避免主管之人从中牟利。
这种手法便是不懂经济官术的李格非也是频频颔首，更毋论是宦海沉浮的苏轼及精擅钻营的高俅了。
这套方案无疑是最完善的，当然，只是相对而言。
至少苏轼是高度认同并几乎全盘采用，朝廷的诏令很快下达，其中多有褒扬，深以为可“为国分忧解难、造福黎民百姓”，令以杭州一地试行之，而后可推行全国。
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此乃苏轼之所求，自是大力推行，这二日已有眉目。
杭州富庶，商贾云集，苏太守劝捐以建社仓，每捐粮几何可得相应褒奖，于豪商而言，乃是为己正名之举，怎不踊跃参与？那些个此前牟夺灾祸不义之财的粮商更是唯恐落人之后，不捐则已，动辄便是大手笔。
太守大人欣慰之余，不由苦笑：这些个奸商啊，倒是晓得趋避祸患，一时间不好拿他们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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