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冲突最终如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原本，人群外有几个契丹人正拥着一个明眸皓齿的契丹少女靠近，见萧索那似是吃了亏，正往里挤着，但那契丹少女听得“临川王棣”便示意同伴停下，声音清脆地大声问：“可是‘应是绿肥红瘦’王三郎？”
王棣愣了愣，不知谁在说话，却也没想过否认，点头应道：“正是区区在下。”
今日这大相国寺有万姓交易会，适逢其会者何止万千，自有不少文人墨客听过王棣王三郎之名，更何况新近出炉的那阕“如梦令”着实精妙，为众多词人所称颂。王棣此人，被公认为年青一辈第一人，正走在通往实力派的道路上。
其实，在不少人看来，王棣已是毋庸置疑的实力派了。
就以时下科举取士标准来衡量，或经义或诗赋。王三郎既能写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的词句，诗赋自是精擅的。再说经义，其在江宁乡试夺魁的文章已公诸天下，所答三场之经义、策、论文莫不令人称道，尤其是《少年中国说》一文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读之令人热血贲张，便是垂垂老朽亦欲“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此文一出，至少收获了绝大多数热血少（青）年的尊崇，至于前辈名儒，暮气沉沉，不提也罢。
这些倒也罢了，近日京城暗流涌动，针对一本名为《论语集注》的册子，京师文坛瞬间失声。这么说似乎不太对，事实上那本册子甫摆到某些精研经书的大儒案头时，便招至叱责：“胡闹，不知天高地厚，王棣？某倒是有所听闻，能写些不错的词句，这《论语集注》又是何意？小子狂悖如斯，真真愚昧无知之极也！”
此言也对，千百年来，贤儒注解经义不在少数，可谓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文人立言嘛，大抵如是，但真正被接受认可的屈指可数。王棣，一个毛头小子，即便从娘胎里开始读书，又能读得几本？更遑论注解经义了。这不是狂妄无知是什么？
但稍后不久，便有曲阜衍圣公府的孔若虚数封书信寄到了京城诸位名儒手上，信中内容不得而知，但对王棣的质疑声和责骂声却渐渐平息了。那些将《论语集注》丢在犄角旮旯的人也捡了起来翻看。
这一看，心情便不怎么美丽了。
所谓穷学饱儒，指的是数十年浸泡于书山词海、至少是吃透了经史子集的文人，尤其是儒家着作，可谓是倒背如流。当对这些经书已然吃透，自是有为之注解释义的冲动，难就难在，前贤相关集注已是珠玉在前，难以脱其窠臼。说穿了，很难有符合经书原义的新意。
但王棣炮制出来的这册《论语集注》显然不同，他先引用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鼓吹孔孟并称。又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只是，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这一时期，《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赵歧称孟子为“亚圣”，并对《孟子》一书进行注释和宣传。然而，也有人批评孟子，如唐人李景俭、北宋人司马光都对孟子指批过。因而，《孟子》仍然不能和《论语》并列。
《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此书一出，据说伊川先生程颐便大为赞赏，言称必成“开宗立派之说”，又有谢良佐、杨时、吕大临、游酢等相继出声力捧。这几位是“洛学”大家，伊川先生更是领袖群贤，他们集体为《论语集注》点赞，可是替王棣挡下了不少唇枪舌剑。
而后，又有一则更爆炸的信息传出：王棣在写的是一套名为《四书章句集注》的话，《论语集注》只是其一。
何谓“集注”，注释集合前贤见解者也。“章句”者，则是个人的注释。又，“四书”者，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也，此乃王棣首创之说。
这是要上天？
但因有孔若虚、程颐等当世大儒发声支持，即便有抨击的声音，也是如石投大海，悄然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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