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众人都已按次序坐好，朱祁钰满脸微笑地向朱祁镇询问道：“大兄，要不咱们就开始吧。”
朱祁镇点点头：“一切听弟弟安排。”
朱祁钰给了陈循一个眼神，陈循便站出来朗声喝道：“有请定襄伯郭登上前接受诸亲质询。”
郭登连忙从旁听席来到阶下，给皇帝、恭让皇帝行礼。
朱祁钰点点头。
陈循又将郭登指引到长桌的南侧，面对着二圣、以及长桌对面的三位宗正站定。
岷王年老体衰，东吴郡王长期被监禁，不善言辞，所以便由右宗正秦王负责问话。
秦王同样先向陈循示意，陈循便将孙忠的遗书原本递给了郭登。
秦王问道：“这是会昌侯孙忠的遗书，其中列举了皇太后七大罪状。请定襄伯仔细确认一下，然后对孙忠指认的罪状给个说法。
孙忠说国妃娘娘在进宫前便已经与宣庙有私，并生下一子，可有其事？
孙忠说皇太后还是贵妃时，阴取国妃娘娘之子，以为己子，可有其事？
二圣亲临、皇家诸亲皆在，请定襄伯如实回答，切莫自误。”
郭登将孙忠的遗书原本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确认是孙忠本人笔迹无误，又皱着眉头思索片刻，方才回道：
“皇太后子嗣艰难，嫁给宣庙八年，方才生下了常德公主。而且生常德公主时，伤了身体。
到恭让皇帝出生时，皇太后已经二十有九。之后八年，直到宣庙驾崩，皇太后再无生育。
而宣德二年，也就是恭让皇帝出生那年，国妃娘娘与宣庙私下相好，确有其事。国妃娘娘怀胎生子，亦有其事。
会昌侯得皇太后授意，将国妃娘娘之子抱入宫中收养，亦有其事。
从此国妃娘娘郁郁寡欢，不到三月，便忧思成疾，重病不起。
到了宣德三年三月初，宣庙将国妃娘娘纳入宫中，仅过了二十日，国妃娘娘便溘然薨逝。”
说到动情处，年近半百的郭登已是泣不成声。
秦王环视了一圈在座亲贵，见没人提出异议，只得长叹一声。
郭登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皇太后嫁给宣庙前八年没有生育，后八年也没有生育，这是事实。
而且正好在宣德二年二月左右怀上恭让皇帝，到了宣德三年便急急忙忙废了胡皇后。早不生子，晚不生子，正好宣庙登基了你也生子了，让人不得不产生联想。
有了孙忠的亲笔遗书，再加上郭登的证词，再加上时间线和动机、佐证也都对得上，其实已经可以定案了。
至于国妃娘娘和宣庙私会的具体细节，众人肯定是不敢深究的。
在场的诸亲，一半是皇帝的人，一半是刚跟着造完反，生死都捏在皇帝手上的部分藩王，也没有动力去推翻这摆在眼前的结论。
倒是旁观席上有人站了出来，右春坊右中允林聪来到郭登身边，向皇帝、恭让皇帝拱手行礼，又向三位宗正行礼，然后方才问道：
“三位宗正，微臣不认同定襄伯之言，所谓国妃娘娘与宣庙有私，继而生子，不过是定襄伯一家之言，并未有物证，岂可轻易采信。”
秦王闻言呵斥道：“第一，这并不是定襄伯一家之言，而是有会昌侯与定襄伯两人的证词。
第二，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你非要物证，岂不是强人所难。
第三，今日是诸亲会议，尔等只可旁听，却无需发表议论。”
这时候叶盛、李侃、朱英三人又站了出来，一起声援林聪。叶盛率先反驳道：“今日确是诸亲会议，只是事涉皇太后，事涉恭让皇帝的出身，不仅是皇家的事情，也是朝廷的事情。
岂有不许朝廷官员说话的道理？这岂不是置国法于不顾？”
秦王刚要说话，朱祁钰却在上面回道：“叶爱卿言之有理，事涉皇太后与大兄，没有不让百官说话的道理。
那三法司继续传召证人吧。”
王文起身领旨，又命带犯人金英。
这下好了，林聪与叶盛不刨根问底还好，金英上来，竹筒倒豆子一般，全交待了。
不仅有孙太后夺取国妃娘娘之子的供词，还有孙太后如何阴谋算计，如何安排毒害恭让皇帝的两位皇子，以求嫁祸皇帝，转移视线，从而保住孙家。金英将这一切都交待的明明白白。
这下林聪、叶盛等人彻底挠头了：孙太后指使金英毒害皇子、嫁祸皇帝，最终人赃俱祸，人证、物证齐全，是绝对抵赖不了的事情。
在场的众人也不傻，以皇帝现在的权威，光凭这一条罪状，其实就已经足够废黜太后的了，实在没必要再处心积虑地栽赃陷害了。
而且这也是恭让皇帝非皇太后亲生的佐证：恭让皇帝非皇太后亲生，所以恭让皇帝的两个皇子也就非皇太后亲孙，所以皇太后才不必顾及亲情，指使金英将两位皇子毒杀。
这样一切就都说的通了。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孙忠遗书里，列举了皇太后七大罪状。其中第一条，皇太后与三杨勾结，阴谋废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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