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到北京这一路本该是帝国屏障，朝鲜使者看到了满屏的惊悚恐怖。这种溃烂从上到下，当边军杀自己人冒功，当百姓宁投靠外敌也不愿做天朝子民，当蒙古使团里大部分都是逃亡的辽人，人心散了，帝国外墙就塌了。
“朝鲜人看我天朝情感复杂。他们身为藩属，对天朝上国有敬畏。他们又是旁观者清，记叙客观。他们记录的桩桩件件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帝国统治合法性在辽东已经破产，老百姓用脚投票选择离开，是物理上的逃离更是心理上的割离，民心向背比军事失败更致命。”
天启帝闭目良久后问道：“可有实据？”
“有，锦衣卫在平壤暗桩录有部分的《李朝实录》。那洪翼汉描述：中原赤地千里，流贼如毛。使者朴潢者更有妄言：明之亡殆不远矣。”--“好恨呐！”
天启帝冷笑道：“故而待辽事起，朝鲜一度首鼠两端。因使团亲见，基于情报而调整对满政策与伪满修好，乃判我大明将亡为自己留条后路。”
皇上你也莫怪李朝不忠不孝，站朝鲜立场，此举无可厚非。魏朝深吸一口再长出一气，“正是。”
“日本国，倭人呢？”天启帝摸了摸脑袋羞愧道：“朕糊涂了，一时竟忘了倭人丰臣秀吉挑起的壬辰倭乱。”
“正是。先帝不出兵在朝鲜打，战火便烧在了宁波。”
说完朝鲜、日本近邻，再看看那些远方来的客人。从欧罗巴来的赤发鬼红脖子，那些传教士们又是如何描述他们名义上的宗主国的？
有耶稣会利玛窦者...
说起传教士，有必要澄清一个误区：来华传教的不止耶稣会一派，罗马教廷还同时派出了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人。
耶稣会肩负其他方面重任，他们行事狡猾，初到中国不急于传教，先穿上儒生长袍吸收汉文化，温柔善待华人教徒祭祖、祭孔习俗，玩的是适应策略。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任务单纯，比较耿直。他们坚持天主教礼仪和教规，为此向教廷告耶稣会的状，大骂耶稣会主导的中国教会允许教徒祭祖祭孔不符教义，属于异端行为。其嚣张态度很快引起了中国民众和官员的反感，被排斥在主流传教活动之外。
耶稣会在华虽一度成功，但被罗马教廷借口此’礼仪之争’予以了打压。教廷打压耶稣会底层逻辑不在教义教规而在于权力，耶稣会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力相勾结几乎是明打明着来的，属实异端。
话说有耶稣会利玛窦者于万历十二年来到肇庆府，正赶上广东旱灾，次年地震，十年后又大饥荒，他目睹饥民杀女婴现象，在其札记里写：女婴活生生被父母塞进水缸溺死，父母为这种暴行披上善良外衣，认为杀死孩子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免得孩子和家庭一起受苦，趁早投胎到好人家享福。而这种普遍的杀害女婴不用偷摸干，可以公开进行。
利玛窦在发回教廷的信函里称：明国官府臃肿，行政架构森严，却几乎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公共服务，平民得不到任何医疗资源和兜底救助。他的第一个受洗者就是个得了重病被家人抛弃的平民。日不落帝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不是在战争中俘获的，而是生在这个国家的国民，甚至就生在他们生活的城市乡村。很多人无力娶妻，就把自己卖给有钱人家以期在女婢中找个妻子，这样一来其子女永世为奴。还有人攒够钱买了个妻子，孩子过多无法抚养，就以大约一头猪或一头小毛驴的价格把孩子卖作奴隶。在北方各省，大批男孩被阉割给宗室做奴仆，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就达万人之多，全国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手中。
“国事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手中。”读到这里，魏朝笑场了。
皇帝也跟着笑场，“西夷笑柄，善作笑林广记。”
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到北京见证到官府寻租的黑暗。他写道：官员作威作福，百姓像崇拜神一样的崇拜他们，没有一个平民敢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被剥夺一切。明国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不能对敌进攻甚至不能自卫。除了真正打仗时，他们只携带假武器操练。明国军队人数多到难以置信，但大炮极低劣，士兵缺乏训练，像土着人那样怯懦无能。日本人与菲律宾人则勇敢得多。
他还向教廷报告说：明国封闭技术落后，他们不知道地球大小而又夜郎自大，认为只有中国值得称羡，把所有民族都看成野蛮人。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食的时刻以及行星的质量，但最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占星学。
看这些传教士的记录特别有意思，他们带来了新鲜视角。朝鲜人是儒家文化圈的，看明朝用儒家标准来衡量。欧洲传教士眼中看到的是个荒诞世界：一面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一面是普遍存在的奴隶制度和杀婴习俗。一面是精美的丝绸和瓷器，一面是军队拿着假武器糊弄上级。一面是自诩天朝上国的傲慢，一面是对科学常识的无知。这种巨大反差让利玛窦这些人既惊讶又困惑，他们发现到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物质文化很发达，但在社会治理和制度文明上很落后，比欧洲落后五百年。特别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大量的奴隶太监，以及对生命的漠视，可以野蛮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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