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自己必须得走了，再不走的话，整个革新派眼看着就会立马团灭。那就走吧，但愿皇帝能慢慢想明白自己这些人的良苦用心。
正好这时，河东路传来了辽国举兵要攻打党项人部落的消息，并且已经在大宋北部边境聚集了大量军队。早看形势不对的范仲淹就趁势申请前往巡视，被批准后，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外派，暂时离开了朝廷。
八月，富弼以“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奏请前往守卫河北，被批准后，以河北宣抚使的身份巡边。同月，大嘴巴欧阳修也被委任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巡按河北吏治。
这宣抚使、按察使的巡边都是临时性的差事，所以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富弼的枢密副使、欧阳修的知谏院职务都依然保留着。但实际上，他们失去了对中央朝局的即时控制力，这一去必然凶多吉少，此时很多还留在京城的革新派们不约而同地写诗、写文章道出了深深的担忧——“范仲淹，您还能回得来嘛？”
紧接着，“墙头草”的中间派宰相晏殊也受到了牵连。改革伊始，他先是遵从皇帝的想法与站在了革新派这边，帮助一起推行新政。后来皇帝对改革的态度转为了质疑，晏殊也依旧追随皇帝的想法做了站队，对昔日一手提拔的那几个改革派进行了打压，比如他坚持要将富弼、欧阳修外放。然而晏殊不懂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是朋友那就是敌人”的道理，这就让革新派和旧党同时对他口诛笔伐，眼看干不下去的晏殊就自请罢了相，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做了知州。
不久，书信案的当事人石介也受不了这朝中纷纷攘攘的谣言，主动请求调往基层，很快就获批，转任到濮州任通判。由于内疚于自己牵连了这么多人，石介终日郁郁寡欢，还没到任就病倒了，于次年七月病死在了家中。
政治斗争是极为残酷的，就在石介死后，旧党为了牵扯到其他人，还诬陷他假死，要派人去掘坟，幸亏被皇帝及时制止了，皇帝说了：“人做事情，总要有点底线。”
沸沸扬扬的“伊霍书信”案，直接把势头正猛的新政陡然间干得奄奄一息。
时过境迁，后世的人们都相信革新派这些人都是被冤枉的——这是一帮心怀梦想、充满干劲的实干家，范仲淹他们的心里装的是大宋的江山、是黎民百姓，更干不出那些阴谋篡位的龌龊勾当。况且，外交家富弼和他的好朋友石介都绝对没那么蠢，会傻呼呼地以为搞个废立诏书就能搞掉皇帝，范仲淹更是个聪明人，也不可能去指使这种事情。
然而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当时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言，说这件事情的操刀者就是石介的仇家夏竦。夏竦很早就开始了布局，他买通了富弼家的一个婢女，知道了石介给富弼写过一封信，然后又找了个临摹高手专门练习石介的笔迹，重新写了一封让革新派们根本洗脱不清的书信，同时还伪造了一封要废掉皇帝的诏书。
当时的人没有办法验证、我们也更无法验证这个传言的真伪，但是明显这更符合逻辑，也更接近真相。
回过头来看，让革新派折戟沉沙的原因就两个字——“朋党”，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呢？
答案显而易见——不是，而且远不是，是皇帝的疑心过了头。革新派这帮人甚至没有统一的带头大哥“党魁”指挥大家，也没有统一的思想、一致的行动、完整的组织。
水洛城案就集中暴露了革新派内部的分裂问题，大家都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所有人想干嘛干嘛，一旦有了矛盾，关键时候也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大哥大能出来吼一嗓子，让大家都闭嘴，结果派里自己人都能斗得头破血流。
范仲淹是具备带头能力的，但是他既没有坚强的皇帝后盾、又没有强大的家族底蕴，也就没有足够的权势和掌控力。
所以说，现在的革新派就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社团，顶多就只能算一个集社。
那“朋党”比起范仲淹的这个散乱集社多了些什么呢？那是一个能把所有人拴死的纽带——“利益”。
也许朋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高尚的理想，比如牛僧孺的牛党、后面王安石的新党，但是必须要用利益死死拴牢所有人，让大家的背叛成本增高，让更多的中间派被绑定，形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朋党也才更有战斗力。对比之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有的就只有理想。
也许有的朋党就是为了单纯的利益，比如庆历新政时期的反对派“旧党”，章得象、夏竦他们以血缘、师生、同年等形式来相互结交，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关系则更为隐蔽，以至于瞒过了皇帝。
这些和有着“科学的主义、明确的政治目标、规范的党章典章、全套的组织机构”的现代政党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朋党也是党，是中国古代的党，很团结也很有力量。
至此，旧党已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但斩草必然除根，他们的攻势依然犀利且猛烈。随着范仲淹的离世，新党群龙无首，剩下的追随者们还能坚持多久？他们能否在旧党的猛烈攻势下守住阵地？这场政治博弈的最终结局，仍然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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