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熙宁三年的元月之后，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实施落地阶段。事实上，刚开始还收到不错成效的新法，随着逐步的深入推广实施，慢慢被基层官员们发现了其中大量可钻的执行漏洞，从中不断大肆渔利，各地的地主官绅们更是偷偷把税赋又转嫁到了农户身上，导致破产者数不胜数。
但是地方上报过来的奏章却都是新法执行畅行无碍、成果润泽四方，把个皇帝和王安石看得是喜笑颜开。于是，王安石更加马不停蹄地设计推行着新制度。
问题萌芽的发现来自于前宰相韩琦，作为三朝老臣，先是经历了范仲淹新政、富弼改革，后来又自己当宰相操刀新政，他的一生都离不开“变法”两个字。
贬到河北的他时时在关注朝廷新的这一轮变法，任凭朝里的斗争再怎么轰轰烈烈，他始终沉默着，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他只是默默观察着，一遍遍地对大名府辖区及周边进行着调研，慢慢发现了新法执行过程的重大问题。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向朝廷上报了一份震惊朝野的奏章，奏章字数不多，但内容是非常的旗帜鲜明，句句直指青苗法实施中存在的“硬性摊派”。
韩琦指出，各地官府普遍为了政绩逼迫大量农户贷款，为了盈利私自增加利息，到期后催债又过于严苛。奏折后面，韩琦抒发了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说，一旦还不上款，农户就会被抓进监牢，被鞭责、杖责致死的情况是屡有发生，青苗法有问题，急需整改！
这封奏章就如同落入了鞭炮堆里的一颗火星，引起了一系列爆响的连锁反应。司马光率众立即响应，立马给新法安上了一个“苛政”的帽子，大肆攻击。
就这样，本来耳朵根子就软的皇帝对新法也产生了质疑，他感慨道：“韩琦真是忠臣啊，远在外地还不忘记忧心国家大事，青苗法到底是好是坏，还待商榷。”
几天后，赵顼下旨宣布废止青苗法。而这条法令是新法的重中之重，只要它废止了，其他的新法也将不攻自破，为了表示反对，王安石立马不去上班了，而且上了书请辞回乡。
此时旧党形势一片大好，司马光觉得胜券在握，不由得开始张狂。正好那天他给皇帝上完课后，皇帝就顺便让他帮着拟诏安慰一下王安石，他这回可算是抓着机会去恶心王安石了，就用皇帝的口吻对王安石痛加斥责：“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意思就是，皇上对你王安石恩宠备至，让你施行新法，结果新法非但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反而搞得天怒人怨，然后你自己倒是辞职去躲清闲了，那现在这烂摊子谁来收拾？很显然，司马光是想激怒王安石，让他麻溜地赶紧滚蛋。
皇帝知道此事后，也意识到司马光的别有用意，这样的话确实斥责得过重了。为了安慰王安石，皇帝不得不亲笔写回谕解释：“诏书中的话，不是我的意思，你也不要多想。”
这时候的旧党们太高兴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终于胜利了，他们是载歌载舞、弹冠相庆，准备立即颁令全面废除新法。然而事情坏在了一个“书呆子”身上，这个人参知政事赵拚，也是一位支持司马光的“意见派”，他考虑到了“面子”问题，提出现在王安石还没有离开京城，如果立即就宣布废除新法，未免做事太不给人留情面，这不符合士大夫温文尔雅的做事风范。
赵拚大概是不懂得“夜长梦多，早干早安稳”的至理名言，他不顾两个宰相曾公亮、陈升之的反对，坚持己见要等王安石出京后再颁令，日子也就在宰执们吵吵嚷嚷中慢慢度过了20天。这20天里，想来赵拚是自信的，毕竟皇帝都正式下达了旨意，整个宰执班子都是旧党的天下，哪里还能有王安石的翻身余地？那就不妨君子做到底，安安心心等王安石走就好了。
哪知道就在赵拚以为稳操胜算的时候，皇帝突然又宣布，恢复青苗法，继续推行新法！旧党们彻底懵圈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原来，在这20天里，待在家里的王安石可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他时刻关注着皇帝的态度，准备及时做出应对。
而在这时候，被身边人左一个新法好、右一个新法坏的建言闹得不知所措的皇帝赵顼，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自己派人实地调查。你们这些臣子说的话都带有利益倾向，那我索性不听了，青苗法到底有没有“硬性摊派”，我派人去实地看看不就行了吗？
皇帝派出去的人是他最信任的两个太监，分别叫蓝元震、张若水，都是宫里掌权的大太监，其中，那个领头的蓝元震与一般太监大不相同，他的高升并不是靠溜须拍马，而是救驾有功，并且是两次，还被记入了宋史立了传。
第一次是皇帝寝宫夜里失火，皇帝逃到了西华门，身边跟随的就只有这个蓝元震，第二次是皇宫仙韶院着火，蓝元震冲锋在前，带着皇帝、皇妃一起逃出了火场，他的英勇事迹获得了皇帝的称赞。所以在皇帝心里，这个蓝元震是个忠诚可靠、踏实肯干的老家奴，是自己最亲密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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